文學藝術未分類

【春】存在於迷茫 迷茫於存在 - 簡介存在主義

2015 年 05 月 06 日

文/賴君祐
那是一片虛無迷離的迷茫,為身處環境與自我存在所糾纏的迷茫。

每當在闃靜昏暗的窄道等巴士,或在高樓林立的狹仄巷弄穿梭時,那片朦朧昏黃才會提醒自己正身處香港;每當抬起頭,望向在被高樓胡亂切割的天空中航行的飛機,那不知所從的迷惘才會提醒自己是位異鄉人,在外頭流浪。

熟悉又疏遠的場景紛呈,記憶與現實相互交錯,自己究竟是誰?又為何身處此方?

〈一〉 存在主義之興起

以哲學角度切入歷史,我們將驚訝的發現哲學思潮與社會進程高度的連動性。從古至今,人類思想的紛呈迭起,某程度上正反映了社會的動盪紛亂。中國烽火連天的戰國時代,知識分子紛紛提出不同學說以求突破社會困境,不同哲學流派在動盪時代下創造了百家爭鳴之盛況;中世紀歐洲文藝復興,也是社會對基督宗教衰微與社會病禍蔓延的呼應。哲學思潮的興起,正是知識份子身處動盪時代,極力扶危濟傾而綻放的思想花朵。

存在主義的出現,可說是時代氛圍的產物。存在主義中強調的「個人」、「存在意識」和「主體性」皆有其淵源。因此,透視歷史是了解存在主義的重要途徑。

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歐洲,工業革命成為滋養帝國主義的溫床;合縱連橫下的國際局勢引爆空前絕後的戰禍。慘絕人寰的戰火與不計其數的死傷為人類世界籠上一層陰影。不安、絕望、戰慄與迷茫成為人類思索「生存意義」的催化劑。

此外,工業革命下的集體主義,重團體而輕個人,將人視為零件的一部分以嵌入社會,以圖達成最有效的分工。集體主義強調的服從大眾、順應團體,與機械主義輕視個人情緒的結果,導致人的迷茫和不知所從。如同「摩登時代」中查理卓別林(Charles Spencer Chaplin)的人性在機械下被徹底消弭,工業革命的進步觀,反而成為對人性價值的摧殘。

另一方面,基督教走向經院哲學式的不切實際,也為存在主義之父——齊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所大力抨擊。經院哲學著重於詮釋繁瑣細碎的教義,執著於教條中字句的意義而忽略基督教的本質。信徒在教條下容易忽略作為信徒的真正意義與宗教在人生中所扮演的角色。基督教經院哲學派的興盛,正是齊克果對「如何成為一個有意義的個人」的觸媒。齊克果強調人的「意識」,人從己身出發產生對宗教,對世界的認識,人與世界產生關聯,從而認識到自己的「生存」。

再者,他也大力抨擊融攝在經院哲學中黑格爾的「絕對理性」與「辯證邏輯」。他反駁黑格爾唯心論思想的空洞,並強調不可能用哲學體系的「客觀」含括人生中的「主觀」。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與齊克果的思想遙相呼應。如同齊克果,尼采大加撻伐黑格爾對理性、客觀的絕對肯定。尼采首創的生命哲學探討人的非理性層面,主觀情意與生存意義。然而,相對於齊克果「導正」基督教的期望,尼采則振呼「上帝已死」,主張拋棄一切神學先驗式道德的桎梏。重估一切舊有價值才是對人的主體性的重視。道德的目的,乃在人從自我意識出發,進而自我創造、自我超越,才能成為完整的個人。而拋棄一切舊有價值,人才會對自我負責。我自己就是自己的哲學,聆聽自我而擁抱生命中的不確定,進而創造、超越。唯有懦夫渴求教條的指引;人必須聆聽意識,發揮潛力意志,才得以成為「超越的人」。太陽神阿波羅象徵的客觀為表象,理性是謬論;酒神戴歐尼修斯對自我意念的崇尚乃正途,聽從自我意識的人才得以稱為人。

尼采與齊克果對神學態度的大相逕庭並不影響他們唾棄絕對理性和崇尚人的主體性。人的「存在」才是一切的基礎。人既非唯物主義下的客體,也非唯心主義下的觀念,而是真實存在於己身的「意識」與自我認知。正如沙特在〈存在主義即是人文主義〉一文中所言:「存在主義者認為懦夫使自己成為懦夫,英雄使自己成為英雄;同時懦夫永遠可以有機會丟棄懦弱,而英雄也不會再是英雄。」由「意識」為導引而認知自我「存在」的意義,正是存在主義之精髓。

〈二〉 存在之態度

然而,我們很難用「存在主義派」籠統地涵括所有探討人之「存在」的文學家與哲學家。儘管探討生存意義,每個思想家對人究竟「如何」存在卻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人究竟如何意識到自我,又該抱持著何種態度生存?

「我厭煩我的生命,必由著自己述說我的哀情。因心裡苦惱我要說話。對神說,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祢為何與我爭辯?祢手所造的,祢又欺壓,又藐視,卻光照惡人的計謀。這事祢以為美嗎?其實祢知道我沒有罪惡,並沒有能救我脫離祢的手。祢的手創造我,祢還要毀滅我。祢還要使我歸於塵土嗎?」

上述摘錄自《希伯來聖經》中〈約伯記〉的短文,提供我們探討「存在態度」的另一個面向。從上述短文可以發現人類開始對上帝產生懷疑,進而思考:「既然上帝也並非公正,人為何要努力生存?」,「難道死亡成為肯定偏頗人生的唯一途徑?」人們無法再擁抱「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思維,而此正是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與雅斯培(Karl Theodor Jaspers)存在主義理論的出發點。他們跳脫以「生存」思考人生的侷限性,從「死亡」反向探討人的存在。

海德格論道:「人要有真實的人生,就必須對死亡有一真實的態度。」把握死,人才得以自由,才得以擁抱人生的真實。為何人的自由,必須從死亡中掌握呢?海德格認為死亡為純粹的個人經驗,他人無以代之。憑藉此種極為個人性的體驗,人才能以死亡為視角,探求個體內在的獨特性。其次,死亡逼迫人正視生命的有限性,讓人在有限中探求可能的極限。因此,每一次的選擇都會用全副熱情投入,而非在眾多渺遠的選擇中做碰撞,抱持此種態度的人才得以完滿人生。最後,隨時為不可知的死亡所警策,人才能充分的填充人生,從死亡反襯出生的價值。

雅斯培則認為,人的「存在」是建立在對「界限狀況」(Grenzsituation)的掌握上。「界限狀況」代表著那些無可逃避的悲劇,包括衝突、矛盾、死亡與痛苦。對這些悲痛有所恐懼,人才得以意識到自己的生存,進而在有限中掌握人生之無限。

對海德格與雅斯培而言,人之存在是建立在焦慮、懼怕與痛苦等負面情緒上。此正與存在主義興起時的社會氛圍不謀而合。面對古老價值的極速崩壞的世界,人們為焦慮所進逼,倉皇無措,不知所從。尼采與齊克果選擇登高疾呼,積極的肯定人的主體性與存在價值;海德格與雅斯培則反其道而行,從人的腐朽中創造永恆存在。其思想與儒家「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之精神能有一定程度上的契合。從死亡中超脫,才是人的真正存在。

〈三〉 文學中的存在主義

存在主義興起時那股悲觀、焦慮的社會氛圍,也在文學界盪起陣陣漣漪。卡夫卡(Franz Kafka)、沙特(Jean-Paul Sartre)與卡繆(Albert Camus),都在其不朽的文學經典中向後人演繹他們身為渺小個人,面對龐大世界的生存姿態。

《城堡》的主角K,不明所以地出現在一座終年積雪,寒風刺骨的小城。小城沒有名字,如同K代表的只是一個空洞的符號。K被莫名其妙地賦予「土地調查員」的職銜,卻永遠無法接見城堡內的上司,只能茫然無措的在小城周圍徘徊。無論K如何竭盡所能向老爺交涉、拉攏小城居民,也無法向「城堡」更靠近一步。

那座高聳入雲的「城堡」,沒有人能摸清他龐雜的內部體系。其高不可攀的地位為小城籠上一層悲觀的陰影。無論K或城民如何向相關人員求助,終究無法突破城堡設下的重重限制。K始終無法理解他身為「土地調查員」的意義。在這座小城內,人的價值與存在意義就像「土地調查員」這個有名無實的職銜一樣空洞、一樣荒謬。

《城堡》與卡夫卡的另一作品——《審判》——有許多共同概念。《審判》的主角也叫K,此代號似乎已然預示他空洞的人生價值。K一日早晨被破門而入的調查員驚醒,被羅織莫名其妙的罪嫌。無論他如何費盡心思聘請律師,向法官交涉並求助友人,仍無法抵抗龐雜的司法系統,最終竟不明所以地被刺殺身亡。

卡夫卡筆下的世界,沒有名字,只有龐雜的系統、繁瑣的潛規則與無盡的荒謬。人的存在是多麼卑賤、渺小。人為焦慮不安所進逼卻無以反抗。「土地調查員」與「司法審判」象徵著空洞的人生;人越奮力探求存在價值,虛無就更使勁纏住。我們只能在無盡的碰撞、失敗、挫折與茫然中結束荒謬的人生。渺小的個人身處如城堡和司法般龐雜的世界,本身就是一種荒謬。

卡繆(註)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中強調人生的「荒謬性」。但相較於卡夫卡較為消極接受荒謬的態度,卡繆認為人應該「蔑視」荒謬,用輕蔑的態度嘲笑人生中的悲劇。在卡繆的作品<薛西弗斯的神話>中,薛西弗斯只能不斷地推動巨石,再任由巨石滾落,卡繆稱他為「荒謬的英雄」。在卡繆眼裡,薛西弗斯儘管為輪迴所折磨,他仍能保持清醒,用輕蔑的態度嘲笑悲劇。薛西弗斯已然超越他的命運,清楚體悟到己身的「存在」。此正與《異鄉人》中莫梭面對最後審判輕蔑的態度一致。莫梭毫無辯解的意願,甚至期盼在眾人的咒罵聲中被處刑。在卡繆筆下,蔑視世間荒謬正是體悟存在的基本態度。

然而,在《瘟疫》中卡繆卻以更積極的姿態向世界迎擊。他在《瘟疫》中寫道:「無論如何,他知道這個故事並不意味著一種最後的勝利。它只是一部紀錄,記載著什麼是已經做的,還有在將來的戰鬥中,什麼是必須做的,因為人類需要永不止息的反抗恐怖的突襲。儘管不是人人都可以成為聖人,但這些不甘屈服於瘟疫淫威下的人們,將永遠做著力挽狂瀾的工作。」相較於卡夫卡,卡繆筆下的世界露出一線曙光。恐懼仍將如巨浪般襲來,但人能夠力挽狂瀾,決定自己的生存姿態。

沙特的戰鬥姿態則更為強硬,他結合海德格「人被拋擲於世界」與尼采「上帝已死」的概念,提出他的存在主義理論,疾呼「人就是自己的主宰。」

沙特在〈存在主義即是人文主義〉中振呼:「人不只選擇他所願意的,同時也是一位為全人類裁決的立法者。」沒有上帝的指引,摒棄教條的拘束,人才能自決未來,為自己的人生價值負上全責。杜斯也妥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如是說:「倘若上帝不存在,則任何事物都會被允許。」在沒有神的世界,人就是自己的主宰。人被遺棄於世界,必須在選擇中對自己的人生負上全責。人將無法再依賴先驗式的道德規範,不再獲得藉口與寬宥。沙特強調:「人是被『宣判」為自由。」

沙特主張的是積極入世,充滿實踐精神的存在主義。人必須奮力向世界迎擊,積極自決存在意義。英雄與懦夫僅有一線之隔,就是你想不想成為英雄。

存在主義流派的興起,與十九世紀的社會氛圍遙相呼應。從哲學界的齊克果、尼采、雅思培與海德格,至文學界的卡夫卡、卡繆與沙特,存在主義的影響力可見一斑。哲學或文學從來就不應是一種強加的意識形態框架,古今中外所有哲學家都在提供人類一種看待世界與己身的方向,存在主義也不例外。身為ㄧ個有主體性的個人,人究竟能不能自決未來?究竟能不能掌握存在意義?

〈結語〉

身處如卡夫卡城堡中紛亂龐雜的世界,究竟該如何看待己身?沙特的熾烈如火,抑或卡夫卡的沈鬱蒼涼,或許從來就不是解答,反而強加予我更多迷茫。多年後回過頭,當年的思索也許終將歸於莞爾一笑:「不知道,大概就是這樣吧。」

(註)儘管卡繆極力否認自己為存在主義者,但在其文學作品、劇作及論文集中都充分演繹存在主義精神,因此後世許多評論家、分析者或哲學家皆會將其歸納至存在主義派別中

下一則
上一則
2015 年 05 月 06 日

關於作者

學苑編輯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