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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霾歿港 自奮自強

2015 年 05 月 06 日

文/劉觀成

歷時七十九日的雨傘革命以失敗告終,追求民主的熱情消褪後,曾經熱血的港人回到忙碌的生活中,對政治的參與或許只能從黃絲帶頭像中窺見。可是,實際上香港早已面目全非,獅子山下的繁榮自由不再,陰霾籠罩着維港兩岸的我們。言論自由逐漸遠去,警察的暴行令我們感到陌生;教育中的政治色彩令我們咋舌;政治生態也歷畢翻天覆地的改變。面對陰霾,當務之急固然是要認清處境,自奮自強。

逐漸失去的言論自由

每當談到中國和新加坡缺乏言論自由時,我們總會慶幸自己仍有表達意見的權利,惟近來對言論自由的威脅已接踵而來。行政長官梁振英於施政報告中點名批評《學苑》談「港獨」,指其為「違反憲制的主張」;大學的學術自由屢受干預,親政府報章多日以大量篇幅抨擊一個大學教授的言論,副校長的遴選過程也疑受政權影響;「二十三條」立法被舊事重提,港區人大代表吳秋北甚至提出在港實行《國安法》,馬恩國更主張設立《反港獨法》。如此一來,不只港獨議題,任何反對聲音都將消滅,「我要真普選」的口號恐成歷史。若然「二十三條」真的立法,說一句話也可以被人捉走,「港獨」份子會被抓進監獄,《學苑》會被禁止出版。難道要讓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壓迫通通在香港出現嗎?學者羅永生指,香港現有的只是虛擬自由。定神一看,不難發現言論自由正在離我們而去。香港人不應再沉溺於所謂的虛擬自由當中,反該看清我們失去的一切。

令人陌生的警察

香港警察予市民的印象曾是專業可靠,港人也為治安良好而感自豪,即使在雨傘革命發生前警察濫權的新聞偶有發生,警隊予市民之觀感依然良好。警察英文「Police」一詞源於古希臘,表示秩序和社會和平的意思。可是,自雨傘革命起,警隊之所作所為令全城嘩然,其中「暗角七警」毆打示威者一幕,令不少本來對運動漠不關心的市民,也為警隊的惡行痛心疾首。現在,警察毆打被捕人士的新聞頗為常見,濫用法律程序拘捕示威者也是司空見慣,例如早前有法官認為拘捕示威者的警員供詞前後不一,這不禁令人聯想到警察是否冤枉市民,不尊重法律。警察與不義政權狼狽為奸,自甘墜落,在理據不足的情況下任意拘捕市民,無理地喝罵市民,使得社會秩序崩壞,和平瓦解。在旺角「鳩嗚」行動期間,有途人跟警察爭論便隨即被帶走,而路人步行亦遭警棍毆打,市民的人身安全不受保障,警察反成引起混亂的元兇。美國法律教授Frank J. Remington認為,民主社會的警察有重大的社會責任,因為在特定情況下執行相應的法律是警察的責任。然而,香港警隊卻背棄這個責任:在對待親政府組織時,即使對方訴諸暴力,警方仍不執法。雖然香港不是民主社會,但也是法治社會,警察的責任和Frank J. Remington所說的是一樣的。不過,香港警察做不到在法治社會的角色。縱使雨傘革命後警隊作出不少形象宣傳,我們也無謂欺騙自己警察會盡執法者的責任;事實證明,香港的警察已淪為政權打壓反對聲音的工具。

污染下一代的教育

香港的教育和政治脫不了關係,要瓦解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中共自然會從教育入手。針對香港人身分的教育政策早已於雨傘革命前出現,根據港語學的普教中學校資料庫,全港有超過71%小學設普教中班別。這令學生從小學起習慣說普通話,慢慢矮化廣東話;教育局更指廣東話是方言,明顯要在語言上把香港人和中國人同化。中共以同樣的語言政策對待藏族,如同日本帝國統治韓國的方式。消滅了語言的不同,有利於同化政策,漸次削弱香港人的身分認同。

除了語言,現時的教育也在思想上對學生洗腦。當我們以為國民教育已經遠離莘莘學子時,它仍然在不少學校出現,不過並非以「德育和國民教育科」的名義罷了。其中,嘉諾撒聖心學校要求小學生一連四星期唱洗腦歌曲,歌頌「中國是我媽」,老師卻沒有進一步與學生探討國族和政治身分的關係,情況比設想的國民教育科還要惡劣。盲目地在學校高唱愛國歌曲這些在極權國家如北韓才會發生的事,竟然在香港發生;先不論學生是否認同中國人身分,迫學生不斷重複唱同一首洗腦歌曲,已經是受質疑的教育政策。

雨傘革命後,教育上的中港融合迫在眉睫。梁振英以資源引誘香港學校與中國學校多作交流,並於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到,為公營及直資學校提供資助及專業支援,在今年度起的三年內,將香港與中國中小學締結「姊妹學校」的數目倍增至約600所。「姊姊學校」是比普通交流更高層次的關係,當局顯然不只是為了交流,而是要故意令學生多接觸中國,實質開啟「國民教育課」。除了姊妹學校計劃,早前立場新聞報導,有青少年在參加地區的傑出學生選舉後,被中聯辦官員邀請加入共產黨地下黨。中聯辦官員如此明目張膽地在香港招募學生地下黨員,是十分嚴重的滲透行為;

他們更指很多公務員也是地下黨員。因為可以為校爭光,中共選擇優秀人才的「傑出學生選舉」更是很多學校每年必定參加的比賽,我們的下一代就在參加這些國情活動、交流團中被中共洗腦,甚至收買。在後雨傘時代,中共為了阻止更多新一代的反共本土勢力出現,必定會更大力地推行以上種種消滅港人身分的教育政策。

不再一樣的政治生態

雨傘革命後,連香港過往乏味的政治生態也不再一樣。從前,我們總是依靠代議士為我們發聲;我們要做的,只是在選舉中投票,極其量在六四、七一上街遊行已經足夠。可是,在雨傘革命中,可見打着民主旗號的代議士及其政黨全面失效。雨傘革命是體制外的抗爭,由群眾自發佔領馬路,難見泛民政黨的貢獻;要說革命的代表團體和催化者學聯和學民思潮,也與泛民無甚關係。雨傘革命後,體制外的抗爭已不再由泛民帶領,新式的「鳩嗚」和「光復行動」是由民眾自發或由民間團體發起的,由傳統政治團體舉辦的元旦大遊行參與人數大不如前,可見泛民已失去體制外的領導能力。說到體制內的所作所為,一眾泛民議員頂多在議會舉舉黃傘、喊喊口號、離席抗議,甚至連號稱所謂「進步民主派」的一干人等,極其量也只是扔扔幸運星,如同小孩抗議一樣。這些體制內的行為對政權毫無作用,但泛民仍然故步自封,不肯改進。泛民政黨的負面新聞不斷出現,有泛民與勇武抗爭的示威者急急割席,更有政治團體運用媒體「篤灰」,成為警察的幫兇。傳統泛民代議士在體制內外皆徹底失敗,在雨傘革命後更一沉不起,香港人無法再寄託自己的前途於一群老人政客身上。

雨傘革命後表面上一切依舊,市民生活如常,但實際上我們所處的環境愈來愈差。有很多人喜歡用「波瀾壯闊」來形容雨傘革命,把其描繪得撼動人心;可是,現實是雨傘革命失敗了:香港民主進程沒有進展,我們固有的自由價值也不斷消逝。陰霾歿港,令我們不認識這個城市,對她感到陌生;香港人的感覺就如樂隊my little airport 於入圍電影節歌曲中的一句:「這香港已不是我的地頭,就當我在外地飄流。」香港,已不再香港。

認清香港現今的困局,然後呢?我們可以如何自處?面對強權,任何人也會感到無力、迷茫;但最重要的仍是堅守信念,在陰霾中自奮自強。

守衛和建立香港人的身分

首先,我們要緊守香港人的身分和價值,並進一步建立香港的主體地位。面對政權的種種融合政策,我們一定要記住自己是香港人,並對「中國人」的身分作出反思。甚麼是中國人?我跟中國人有共同的價值嗎?身分認同是了解自我的重要因素,我們不能盲目相信別人告訴我們的身分。我們也要守衛香港的核心價值,包括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法治等。我們也可以進一步建立以香港為主的文化。一個地方要有自己的價值,就要有自己的文化。香港的電影曾經輝煌一時,可是近來愈來愈多中港合拍片,香港的本土電影式微。幸好,近年也有《歲月神偷》、《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等充滿本地特色的電影;甚至電視方面,香港電視也出品了不少針對香港社會的特色作品,如《選戰》和《導火新聞線》,我們應支持這些以香港人口味出發的本土創作。沒有了香港文化,香港人的身分很難維持下去。建立香港主體的另一範疇就是認識以香港為主的香港歷史。目前,大部分人在學校的教育下,只知道中國歷史,只知道「三皇五帝夏商周」,對香港的歷史卻毫不認識。我們要努力認識從香港出發而不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在上世紀韓國脫離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觀的時候,韓國人也是透過重新了解以韓國為中心的歷史,並發掘自己的文化特色,才牢牢建立了韓國人的身分。要緊守香港人的身分,注重香港文化、歷史和價值是缺一不可的。

給下一代良好的教育

另外,面對政府的洗腦教育,學校與教師應引導下一代建立自己的思考和立場。教師們可以妥善運用教學現場的自由度,杯葛有問題的活動,並設計課程,啟發學生獨立思考。例如那些名義上是「傑出學生選舉」,實際上卻是中共挑選黨員的平台之活動,學校應該阻絕。萬一學生像立場新聞報導裡面的青年一樣被共產黨接觸的時候,他們因閱歷不多,有可能因不懂拒絕而被迫做一些他們不想做的事。實際上,這一類活動是由紅底組織主辦,更有很多過分鋪張的宴會和交流團;這些選舉的顧問、評判只包括建制派的議員,種種疑點加在一起,足以總結這些活動很有問題。面對上述的中國劣等文化與價值,我們和下一代一定不可以退讓。

改變體制內外的政治

在政治方面,傳統泛民在體制內外的所作所為都已經過時和無力,我們是時候奮起自救。令人高興的是,在後雨傘時代,很多新的政治力量出現:針對體制外的抗爭,有於光復行動中打響名堂的「本土民主前線」;針對體制內的,有很多新的青年團體有志參選區議會選舉。青年參與政治、主動抗爭已成趨勢,雖然大量新的政治力量能否徹底改變香港政治版圖還是未知之數,可是肯定會為香港政治帶來一定的衝擊,也可能改變以往民主派老人主政的局面。針對體制內,我們要反思代議士在議會的角色,如果傳統的議員不能做好本分的話,就不要再投票授權他。就區議會而言,區議員最基本的就是關心區內事務、服務當區居民,可是,有很多泛民區議員只是在選舉前出現,寫寫揮春、派派傳單便作罷,選舉後卻音訊全無,如此不負責任,難怪泛民近來在區議會大敗於建制派。「民主」兩字不應再是投票給泛民的理由,更何況於區議會中,也不見得他們可以為爭取民主有甚麼貢獻。對於無心服務,只懂以民主之名騙取選票的人,寧投白票也罷!在立法會而言,從主席粗暴剪布、不理程序通過撥款可見,以和平的方式表達意見已經沒有作用。和平失效,有升級的行動才是應該的。在必要時,為了阻止政府強行通過無理的法案,使用武力更是合理的。在選擇代議士時,我們可以問問他有沒有甚麼新的、更有效的抗爭方法?如果他答不出的話,我們為甚麼要投票授權這個議員?我們的一票代表了我們對參選人的信任和授權,所以如果沒有候選人能夠代表你的時候,不要因為「民主」兩字,為投票而投票,要遵從自己的真正選擇。在體制外,於議會抗爭無力的情況下,街頭抗爭已經不是新鮮事,我們要隨時準備抗爭。於九月二十八日那一星期,很多平時政治冷感的香港人也有出來聲援雨傘革命;銅鑼灣、金鐘、旺角三地萬人空巷的場景,筆者還歷歷在目。沒有人知道甚麼時候會有下一次如雨傘革命規模的抗爭活動,但請每一個追求民主的香港人到時候再出來抗爭,守衛我城。傳統泛民無法領導港人前進,我們不能祈求有英雄出現;非香港人也不會在意香港的前途,所謂國際聲援也只是紙上談兵。香港的前途,就只有香港人才可以改變,因為只有住在這裏的人,才會真正關心這個地方。即使難以祈求每一個香港人也把全部心力投放於政治,但是在該出來抗爭的時候,請所有關心香港的人都出來,令「自己香港自己救」不只是流於口號式的宣洩。

可是,不管我們如何自處,政權依然強大,我們為何要堅持下去?無可否認,在極權前任誰都會感到沮喪,感到前路茫茫。不過,強權也會有倒下的一天。我們只有在任何時候都堅持自己的信念,在強權倒下的一天,我們才有自決自立的準備和決心。韓國的民族意識在十九世紀末才萌芽,到國人意識到要掌握自己前途之時,韓國已被日本控制,其後更成了日本的殖民地。當時的日本帝國如此強大,看似沒有倒下的可能;日本軍力軍備也是極好的,韓國卻是自衛能力盡失的殖民地。日本也在韓國進行同化政策,要所有韓國人變成日本人。不過,當時的韓國人早有民族意識,不少人更堅持不認命。終於,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投降,韓國得以脫離日本統治,後來自立成國。如果當時的韓國人在強權面前自暴自棄,放棄自韓國人身分的話,在日本倒下之時,他們能有強大的信念建國嗎?我們主觀地盡一切努力捍衛自己的身分,客觀的條件來臨時,才有自立的準備。強權的倒下不是不可能的,大清、蘇聯等政權也可以突然倒台,反觀中共,內憂外患盡現,有學者就預測過中共的倒台不會很遠。我們自我放棄的話,一方面減少了對極權政府的壓力,一方面在政府倒台時,也可能已經忘卻了自己的身分。

雨傘革命後,香港的一切愈見不明朗,陰霾滿佈。熟悉的香港離我們而去,令人窒息的恐怖感隨之而來。温水中的青蛙是時候認清現實,無謂騙自己一切如常。在現實和殘酷的世界,我們不能感到絕望,要保持信念,謹記香港人的身分,適時奮起抗爭,陰霾終有散去的一天,我們引以自豪的香港終會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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