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政治未分類

吶喊與死亡之間 爭取香港人的民主

2015 年 05 月 06 日

文/江旻諺

二零一五年,雨傘革命之後的香港,儼然形成一股「反和諧」的政治氣候。去年九月二十八日警方施放催淚彈以來,無論是社會上各類國族意識形態,在衝突中所累積的矛盾,抑或是雨傘革命中,參與團體的路線分歧所導致的「運動傷害」,都使得香港社會當下的政治氣氛,充斥艱澀且流於表面的難題。然而,香港青年一代凝聚出的本土認同,已經成為當代香港多重意識形態戰爭中,具成長潛力的一個側面。可惜的是,中共政權挾持的國家機器,正步步侵蝕香港目前岌岌可危的民主空間,另一方面,社會對於右翼本土行動的質疑聲浪,也使得香港各派民主力量的凝聚,得不到妥善的成長機會。與其說,新一代的本土認同勢不可擋,是香港未來政治發展的取向;更加貼切的描述,應為香港青年不但得在中共蠻橫的干預下,尋求靈活的策略,也必須同時肩負整合香港民主力量的工作。如同Italo Calvino筆下的馬可波羅,以細緻的眼光,推衍出一座忽必烈在他腐敗的帝國裡,從未想像過的城市:

「那是一座只由例外、排除在外的東西、不諧和、矛盾造成的城市。如果這座城市是最不可能存在的城市,藉著漸漸消除異常元素的數目,我們就增加了城市真正存在的可能性。所以,只要從我的模型刪減例外,在我推進的任何方向,我都會抵達那些,總是作為一個例外而存在的城市之一。」

雨傘革命(revolution)與運動(movement)的字詞使用之辯,可以巧妙地作為香港青年認同定位的一道揭示。梅篤斯(T. T. Meadows)認為革命為「政治制度的更替」,即便沒有流血、戰爭或是武力衝突,革命仍可能發生,判斷革命的依據應著重於體制更替的基進型(radical)轉變。有趣的是,雨傘革命中重啟政改的訴求尚未達成,真普選的機制至今也仍舊不見出路,依然許多香港青年人以革命稱呼這場行動,這代表著新一代香港人面對中共挾持的中國,早已不存在以往的家國情懷,對於香港政治的想像,也存有相當深遠的企圖,革命成功的圖像則置放於可實現的未來,雨傘一役方不過是啟動長征,以爭取港人命運自決的宣誓大典。其中,近幾週來學生團體紛紛浮現的議題,又進一步呈現了青年人抗爭意識裡本土或基進的向度。香港大學公投決議退出學聯;學生表態不參加支聯會所舉辦的「六四悼念晚會」,或強調參與動機是純粹的人道立場;新一屆的港大學生會,多數聲明其香港人的自我認同,最為普遍的表徵出現於「爭取香港人的民主,優先於爭取中國的民主」的政治表態。以下本文欲先以民族角度闡明兩者沒有優次之別,再試著剖析現實政治之下,香港人對「爭取民主」可以採取的精神本位,接著挑戰「香港人」定義的界線。

 

之一:爭取香港人的民主,而非中國

「民族」一詞在中國人的想像中,連結了其歷史記憶裡,五千年文明的光輝榮耀,然而若是香港人談起了民族,如時事評論家羅永生描繪建制派的「歪理滑坡」,民族意謂分離,分離即幻想獨立,獨立便是大逆不道。數典忘祖的《香港民族論》引來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時公開批評,無論他的目的是向中共獻媚,或是有實質的政治利益考量,從《文匯報》、《大公報》的評論中都不難看出,在中華民族語境下,香港與台灣談及民族,一來將遭受分離主義的輿論撻伐,二來也必須承受反排外主義者的質疑,民族便成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標籤。

因此,香港民族想像的建構,從來就十分小心,迴避血緣、文化、族裔等具本質化危險的條件,追求如法國理論家Abbé Sieyès所描述的一種以共同法律、政治體制與公共價值為核心的「公民民族主義」。然而,其中諷刺的是,當今的中華民族若與中共官方所宣稱的中國疆域重疊,甚至包含了世界各地的離散華人(Chinese diaspora),此概念創建之初,也是依循上述公民民族的前提(premises)。孫中山在共和體制成立時,強調「今我共和成立,凡屬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壓制於一部者,今皆得為國家主體,皆得為共和國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國家參政權。」先承認大陸上多民族的事實,再試圖以非種族意義的中華民族,涵納各個民族體系,成就其政治意圖。中國著名學者汪暉,也曾將中國作為一個政治範疇,以階級平等與反對帝國霸權的視角,針對經歷太陽花運動後的台灣,提倡一個非以種族、地域文化為分界的中國架構。縱然他迴避了民族一詞來詮釋此概念,但其實只止於字詞的轉換,細究其中國意義的內涵,仍不脫離公民民族論證的基礎。換言之,若兩者在公民民族範疇下的中華民族論證妥當,承認中華民族,便不得否認上述的香港公民民族。

「爭取香港人的民主,優先於爭取中國人的民主。」即便不加以聲明後者,在民族意識形態的尺度下,大中華意識者也無法有效地質疑前者的真實,如同《想像的共同體》作者Anderson直指民族呈現了集體認同的認知(cognitive)面相,而非需要各種形式的客觀條件證成。至於構成優先性的動機,則來自於香港青年一代,試圖耙梳過去世代的抗爭所締造的集體記憶: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引發的暴動,刻劃了一代香港人抗英反殖的意識;主權移交前發生六四事件,更直接使香港人動身爭奪心中對中國的詮釋權。種種抗爭環節,坐落於香港歷史座標上不同位置,也締造不同世代的香港人各自的民族認同。

正如Max Weber所提醒,一個政治上未被組織的部落,仰賴昔日共同從事政治行動的記憶而活著。面對歷史記憶的斷層,香港青年人正以行動肩負起整合工作,但是無須藉對比香港與中國取得行動的正當基礎,直接立足於香港意識發聲,便能合乎邏輯。

民主與自由的內在關係,由政治自由主義者的視角出發,可以先羅列多項自由的意涵,再另行證明自由的架構來自於一套合理的民主機制。政治學者周保松在《政治的道德》一書中提及,自由的達成,至少需要兩項制度要求:一、由憲法保障每個公民有一系列平等的基本自由,這些自由構成人的基本權利。二、實行一人一票普及選舉的民主制度。然而,民主制度若只局限於法律與選舉機制,與其內生的自由卻似乎只停留於公民權利的羅列,並無法觸及公共討論常面臨難題,如集會自由與道路使用權的取捨,或是深港高鐵建設帶來的經濟效益與住民居住權利之間的辯證。

對此,政治自由主義者Rowls則以「反思性認可」(reflective endorsement)的機制作為答覆。「在這裏,檢驗的尺度是反思的平衡,在經過正當的檢驗之後,在所有必須考慮的調整與修正都做過後,檢視整個觀點在多大程度上表達著我們更為堅定的、深思熟慮的信念。」他宣稱這不是契約論或構造主義的方法,而是由自律的公民,經由成熟的協商機制,反思各項公共決定,是否合宜該社會最合適的觀念。在我看來,反思性認可體現的是一道民主過程,其產生的結果便是自由的型態。

上述的政治道德觀試圖找出,香港青年心中描繪的民主體制,以及其所應生的自由圖像。換言之,當爭取民主成為抗爭行動的正當基礎,香港人必須建立一套合理的民主制度想像,更進一步證明該民主制度有辦法達成個體自由,並且說明此自由觀有足夠的辯證能動性且能保有每個公民基本的生存尊嚴。爭取民主是達成自由理想的過程。然而,當代香港社會若考慮中共干預的現實因素,香港人似乎難以實現自由。

二零零七年六月,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明言,香港不存在「剩餘權力」,指稱特區政府完全由中央授權。去年六月中共國務院發表對港《白皮書》,內容提及:「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具有監督權力。」此書面決議實然否決了香港人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所理解的自治權,中共強硬地宣示全面管制香港的態度,使得香港目前政治環境蒙上一層黯淡的陰霾。隨後人大常委會發布「八三一決定」,蔑視港人對普選的期望。今年中共「兩會」期間,對於政改方案的態度仍然維持「有篩選的提名制」,雨傘革命絲毫沒有在中共政治核心產生影響。

中共是一個腐敗的政權,不只其內部官僚貪腐習氣嚴重,天朝式的管制思維阻絕了任何合理溝通的途徑。在此情境之下,多數中國人,乃至於香港人只是等待著見證香港自由的死亡;然而選擇捍衛自由的香港人,則站在高牆的另側,以其反抗意志,重複實踐前者視之無謂的吶喊。李怡先生在訪問節目中,引述美國前總統尼克森一席話: 「世界上並非強權等於真理,雖然真理往往敵不過強權。」此般真理與強權對壘的無奈,真切地道出Hobsbawn對於「弱小民族」的描述:「任何被壓迫的人類群體,不論其群體規模大小,都在民族自決的普遍原則下,將自己理解為擁有自治權的民族。」孫中山在其晚期三民主義的演講中,也曾以「公理對抗強權」作為反抗帝國主義的理論核心。弱小者堅持自由、民主、自決的訴求,沒有權力結構的支持,便轉而在理性上增進;強權則容易落於自大膨脹,只以軍事或經濟實力,支持其空洞的論述。

由此看來,選擇接受強權現實的一方,否定的自由是外顯的、待實現的、社會形式的、屬政治範疇的,並且是權力結構相互制衡之下,所留有個體自由權利,也就是文章初始所申論的自由觀;但是香港雨傘世代高舉的自由價值是精神的、可實現的、心理形式的、有創造性的,由個體內化社會結構,經反芻思索而得的自在自得。政治自由雖然受強權主宰,精神自由卻源自於自我實踐,在中共強權統治下,爭辯香港應否存在自由的可能,往往因為兩者認知上的落差,各立場群體間落入失焦的辯論。

進一步而言,梳理自由價值背後的哲學脈絡,也成為香港人奠定抗爭基礎的工作。Isaiah Berlin分別以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開啟了兩道命題:一、消極自由問的是,甚麼樣的限度以內,某一個人可以被容許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是成為他所能成為的角色,而不受別人干涉?二、積極自由問的是甚麼樣的人或物,有權力決定某人應該或不應該去做的事,決定成為或不成為另一種人?在此框架下,無論是消極或積極面向,都無法處理內省式的精神自由,也就無法解釋逐漸失去選擇自由的香港人,如何積極面對中共日漸加深的干預。台灣的社會學家葉啟政將Berlin對於自由詮釋的不足,歸咎於西方理論世界自啟蒙時代以來,自由主義的思想傳統便假設了個體自由是指向一個人對於外在環境的掌控能力。若說爭取自由代表了個人外控能力的成熟,那麼正處於政治動盪的香港,無法掌握政治現實,也就自然無法透過此哲學觀,驗證自己重奪政治自由的可能。

身處於這時代的香港,爭取民主,捍衛自由,或許更適合以美國精神學家Rollo May所提引的身心狀態:「能有多少自由,端看我們能夠面對命運到甚麼程度,以及能與他建立什麼樣的關係。」香港的政治命運如此,合理的哲學基礎不只單單需要推演政治藍圖。換言之,May對於自由的思考,置放在香港的語境下,則是一道沉重的警示:重奪自由與否,取決於港人支付多少代價;經濟上能夠捨棄多大規模的利益,至於面對國家暴力威脅時,又是否願意犧牲個人安全。然而,這並不是否決政治自由的重要,而是在逐漸失去自由的香港,需要找出一到合理的敘事支持人們在既定的社會結構下,懂得創造適當的機會,讓政治自由這套歷久彌新的傳統,在未來得到充分表現的可能。因此,香港新一代青年人若要真正達到「革命」的遠景,不能死守在吶喊與死亡兩端疲憊地徘徊。單對夢想吶喊是無視命運,屈服於現實便如同選擇死亡。筆者能力不足以指出未來確切的行動原則,不過至少為抗爭行動所應處的精神本位,稍稍做了概念上的釐清。從此,香港人實踐自由的視角,將決定於面對強權時,策略的靈活度,與執著真理的頑強。因此,自由不但沒有削減,反而在日復一日的民主實踐中,漸臻完善。

 

之二:爭取香港人的「民主」

「民族」一詞在中國人的想像中,連結了其歷史記憶裡,五千年文明的光輝榮耀,然而若是香港人談起了民族,如時事評論家羅永生描繪建制派的「歪理滑坡」,民族意謂分離,分離即幻想獨立,獨立便是大逆不道。數典忘祖的《香港民族論》引來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時公開批評,無論他的目的是向中共獻媚,或是有實質的政治利益考量,從《文匯報》、《大公報》的評論中都不難看出,在中華民族語境下,香港與台灣談及民族,一來將遭受分離主義的輿論撻伐,二來也必須承受反排外主義者的質疑,民族便成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標籤。

因此,香港民族想像的建構,從來就十分小心,迴避血緣、文化、族裔等具本質化危險的條件,追求如法國理論家Abbé Sieyès所描述的一種以共同法律、政治體制與公共價值為核心的「公民民族主義」。然而,其中諷刺的是,當今的中華民族若與中共官方所宣稱的中國疆域重疊,甚至包含了世界各地的離散華人(Chinese diaspora),此概念創建之初,也是依循上述公民民族的前提(premises)。孫中山在共和體制成立時,強調「今我共和成立,凡屬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壓制於一部者,今皆得為國家主體,皆得為共和國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國家參政權。」先承認大陸上多民族的事實,再試圖以非種族意義的中華民族,涵納各個民族體系,成就其政治意圖。中國著名學者汪暉,也曾將中國作為一個政治範疇,以階級平等與反對帝國霸權的視角,針對經歷太陽花運動後的台灣,提倡一個非以種族、地域文化為分界的中國架構。縱然他迴避了民族一詞來詮釋此概念,但其實只止於字詞的轉換,細究其中國意義的內涵,仍不脫離公民民族論證的基礎。換言之,若兩者在公民民族範疇下的中華民族論證妥當,承認中華民族,便不得否認上述的香港公民民族。

「爭取香港人的民主,優先於爭取中國人的民主。」即便不加以聲明後者,在民族意識形態的尺度下,大中華意識者也無法有效地質疑前者的真實,如同《想像的共同體》作者Anderson直指民族呈現了集體認同的認知(cognitive)面相,而非需要各種形式的客觀條件證成。至於構成優先性的動機,則來自於香港青年一代,試圖耙梳過去世代的抗爭所締造的集體記憶: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引發的暴動,刻劃了一代香港人抗英反殖的意識;主權移交前發生六四事件,更直接使香港人動身爭奪心中對中國的詮釋權。種種抗爭環節,坐落於香港歷史座標上不同位置,也締造不同世代的香港人各自的民族認同。

正如Max Weber所提醒,一個政治上未被組織的部落,仰賴昔日共同從事政治行動的記憶而活著。面對歷史記憶的斷層,香港青年人正以行動肩負起整合工作,但是無須藉對比香港與中國取得行動的正當基礎,直接立足於香港意識發聲,便能合乎邏輯。

民主與自由的內在關係,由政治自由主義者的視角出發,可以先羅列多項自由的意涵,再另行證明自由的架構來自於一套合理的民主機制。政治學者周保松在《政治的道德》一書中提及,自由的達成,至少需要兩項制度要求:一、由憲法保障每個公民有一系列平等的基本自由,這些自由構成人的基本權利。二、實行一人一票普及選舉的民主制度。然而,民主制度若只局限於法律與選舉機制,與其內生的自由卻似乎只停留於公民權利的羅列,並無法觸及公共討論常面臨難題,如集會自由與道路使用權的取捨,或是深港高鐵建設帶來的經濟效益與住民居住權利之間的辯證。

對此,政治自由主義者Rowls則以「反思性認可」(reflective endorsement)的機制作為答覆。「在這裏,檢驗的尺度是反思的平衡,在經過正當的檢驗之後,在所有必須考慮的調整與修正都做過後,檢視整個觀點在多大程度上表達著我們更為堅定的、深思熟慮的信念。」他宣稱這不是契約論或構造主義的方法,而是由自律的公民,經由成熟的協商機制,反思各項公共決定,是否合宜該社會最合適的觀念。在我看來,反思性認可體現的是一道民主過程,其產生的結果便是自由的型態。

上述的政治道德觀試圖找出,香港青年心中描繪的民主體制,以及其所應生的自由圖像。換言之,當爭取民主成為抗爭行動的正當基礎,香港人必須建立一套合理的民主制度想像,更進一步證明該民主制度有辦法達成個體自由,並且說明此自由觀有足夠的辯證能動性且能保有每個公民基本的生存尊嚴。爭取民主是達成自由理想的過程。然而,當代香港社會若考慮中共干預的現實因素,香港人似乎難以實現自由。

二零零七年六月,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明言,香港不存在「剩餘權力」,指稱特區政府完全由中央授權。去年六月中共國務院發表對港《白皮書》,內容提及:「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具有監督權力。」此書面決議實然否決了香港人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所理解的自治權,中共強硬地宣示全面管制香港的態度,使得香港目前政治環境蒙上一層黯淡的陰霾。隨後人大常委會發布「八三一決定」,蔑視港人對普選的期望。今年中共「兩會」期間,對於政改方案的態度仍然維持「有篩選的提名制」,雨傘革命絲毫沒有在中共政治核心產生影響。

中共是一個腐敗的政權,不只其內部官僚貪腐習氣嚴重,天朝式的管制思維阻絕了任何合理溝通的途徑。在此情境之下,多數中國人,乃至於香港人只是等待著見證香港自由的死亡;然而選擇捍衛自由的香港人,則站在高牆的另側,以其反抗意志,重複實踐前者視之無謂的吶喊。李怡先生在訪問節目中,引述美國前總統尼克森一席話: 「世界上並非強權等於真理,雖然真理往往敵不過強權。」此般真理與強權對壘的無奈,真切地道出Hobsbawn對於「弱小民族」的描述:「任何被壓迫的人類群體,不論其群體規模大小,都在民族自決的普遍原則下,將自己理解為擁有自治權的民族。」孫中山在其晚期三民主義的演講中,也曾以「公理對抗強權」作為反抗帝國主義的理論核心。弱小者堅持自由、民主、自決的訴求,沒有權力結構的支持,便轉而在理性上增進;強權則容易落於自大膨脹,只以軍事或經濟實力,支持其空洞的論述。

由此看來,選擇接受強權現實的一方,否定的自由是外顯的、待實現的、社會形式的、屬政治範疇的,並且是權力結構相互制衡之下,所留有個體自由權利,也就是文章初始所申論的自由觀;但是香港雨傘世代高舉的自由價值是精神的、可實現的、心理形式的、有創造性的,由個體內化社會結構,經反芻思索而得的自在自得。政治自由雖然受強權主宰,精神自由卻源自於自我實踐,在中共強權統治下,爭辯香港應否存在自由的可能,往往因為兩者認知上的落差,各立場群體間落入失焦的辯論。

進一步而言,梳理自由價值背後的哲學脈絡,也成為香港人奠定抗爭基礎的工作。Isaiah Berlin分別以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開啟了兩道命題:一、消極自由問的是,甚麼樣的限度以內,某一個人可以被容許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是成為他所能成為的角色,而不受別人干涉?二、積極自由問的是甚麼樣的人或物,有權力決定某人應該或不應該去做的事,決定成為或不成為另一種人?在此框架下,無論是消極或積極面向,都無法處理內省式的精神自由,也就無法解釋逐漸失去選擇自由的香港人,如何積極面對中共日漸加深的干預。台灣的社會學家葉啟政將Berlin對於自由詮釋的不足,歸咎於西方理論世界自啟蒙時代以來,自由主義的思想傳統便假設了個體自由是指向一個人對於外在環境的掌控能力。若說爭取自由代表了個人外控能力的成熟,那麼正處於政治動盪的香港,無法掌握政治現實,也就自然無法透過此哲學觀,驗證自己重奪政治自由的可能。

身處於這時代的香港,爭取民主,捍衛自由,或許更適合以美國精神學家Rollo May所提引的身心狀態:「能有多少自由,端看我們能夠面對命運到甚麼程度,以及能與他建立什麼樣的關係。」香港的政治命運如此,合理的哲學基礎不只單單需要推演政治藍圖。換言之,May對於自由的思考,置放在香港的語境下,則是一道沉重的警示:重奪自由與否,取決於港人支付多少代價;經濟上能夠捨棄多大規模的利益,至於面對國家暴力威脅時,又是否願意犧牲個人安全。然而,這並不是否決政治自由的重要,而是在逐漸失去自由的香港,需要找出一到合理的敘事支持人們在既定的社會結構下,懂得創造適當的機會,讓政治自由這套歷久彌新的傳統,在未來得到充分表現的可能。因此,香港新一代青年人若要真正達到「革命」的遠景,不能死守在吶喊與死亡兩端疲憊地徘徊。單對夢想吶喊是無視命運,屈服於現實便如同選擇死亡。筆者能力不足以指出未來確切的行動原則,不過至少為抗爭行動所應處的精神本位,稍稍做了概念上的釐清。從此,香港人實踐自由的視角,將決定於面對強權時,策略的靈活度,與執著真理的頑強。因此,自由不但沒有削減,反而在日復一日的民主實踐中,漸臻完善。

 

之三:爭取「香港人」的民主

「香港人」認同的身分政治,在後殖民分析的視野裡,不只是一種文化的歸屬感,也絕非單單源於七、八十年代經濟成就所造成的自豪與自信。此身分認同,與香港本土化運動的軌跡緊緊扣連,支撐香港人堅強的政治反對意識。以Ashis Nandy 的解釋,這股基於民主化訴求、本土意識與身分政治共同催生的反抗意識,便是「自我的喪失與再生」。然而,一旦以「香港人」作為身分政治的歸屬,便不得不正面迎擊社會對於此身分定義的質疑:究竟誰可以是香港人?

根據文化研究學者羅永生的分析,若以本土意識的萌芽作為香港人認同的誕生,則應該以六、七十年嬰兒潮世代作為一個時間軸上的分界,之前的華人買辦階層與難民社會,因為社會形構的碎裂與旅居的飄泊感,皆無法凝聚一個廣泛本土認同;自嬰兒潮世代反殖的抗爭起,香港各時代的青年人,仍必須不斷地釐清自我身分認同與中國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由此歷史敘事,筆者試著對照文化研究者陳光興在《去帝國》一書中,為二次大戰後第三世界國家的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過程,歸納出的三個觀察側面:他認為本土思潮、國族認同、追求文明性可能是後殖民地區針對殖民時期的反動。不過,三個批評面向都無法有效描繪香港社會的處境。後殖民(post-colonization)研究是反殖民(anti-colonization)時期的延伸,並且在後殖民時期,成熟且完全解除殖民關係的前殖民地區,不只應當妥善處理反殖民行動,也須同時進行去殖民工程,否則便無法去除所有壓迫關係,達成Fanon心目中去殖民化的願景:「不,我們並不想趕上什麼人。我們想做的,是和全人類一起,和所有人一起,不分晝夜地永遠向前邁進。」然而,失敗的去殖民工程,可能落入內部殖民關係的重製,以香港社會的脈絡而言,便是「香港人」身分定義表面化,無法在重拾香港自我認同的過程中,建立一套合理的文化敘事、移民政策、經濟資源分配機制等關係弱勢階層的對策。

結束英國管治後的香港,非但沒有機會妥善檢視殖民歷史,還直接進入新一輪與中國的殖民關係。一個遙遠、異質的中國政權,阻斷香港實行民主的機會,形同殖民主,香港社會因此被迫同時處於對英帝的去殖民化工作,與對抗中華帝國的反殖民抗爭。由此,上述的三個後殖民效應,必須加以重塑,才能藉此對照香港,找出更加立體且成熟的「香港人」身分。

以Memmi的描述,理解本土思潮是建基於長期遭殖民者拒絕的精神狀態,進而否定殖民者,並走向自我認同的發現。這種否定英國殖民文化的表現,可以清楚地在七十年代的國粹派與社會派之爭中,找到當時香港青年一方面想藉由中國傳統的文化與左翼的政治意識形態,否定殖民體制;另一方面又質疑紅色中國不透明的權威,以基層社區的實踐,意圖突顯英帝菁英本位的不正當性。今天的香港青年,不必要將英帝當作反抗的對象,反而得在社會運動中,透過保衛英國殖民時期的歷史建物,如天星、皇后碼頭,來向中共證明兩方本土意義上的區別。本土意識成為一個載體(carrier),若說本土便能證成香港人的身分,在歷史時間的軸向上,香港人意謂著一代又一代的抗爭青年。

至於國族的建構,香港在中英兩大強權的狹縫中,實際上從來沒有談論建構國家的空間,也就不存在Fanon提出的問題:「從國族主義,我們過渡到極端國族主義,到盲目的排外主義,最後到種族歧視。」國族的想像可以追溯及殖民地人民,在後殖民時期推行民主化過程,進而構建一個憲政國家,以國家民族的疆界,來定義誰具國民身分。Fanon的質疑,延續至新興的後殖民國家機器,往往遭本地的資產階級或政治菁英所把持,非但沒有民主自由,更容易落入極權的危險,實質上成為新的殖民關係。小說家Naipaul的《A Bend in the River》裡漂泊無依的主角,無法在被國族切割的非洲大地上,找到自己的政治身分,便是生活在這再殖民的極權政府下,無依者的真實寫照。然而,香港人無從以正常的民主機制,界定公民身份,政治與經濟資源仍被大財閥與中共所把持,在日常生活受到水貨客或自由行旅客干擾時,公共討論的焦點,卻往往聚焦於反抗行動的排外性質,從來未曾釐清其中的壓迫關係。

追求文明性的香港,以羅永生筆下的大香港主義以來的變化稱之,或許最為貼切。文明性代表著進步、理性,也因為八十年代的香港,享受著豐富的經濟果實,港人自栩為經濟新星,與其相對的原始、落後的中國社會,也就形成強烈的反差。然而大中華意識在當時社會有一定的作用,香港人的文明性進程,也就建立在追求「更文明的中國」,此時香港人身分的邊線畫在中國落後的經濟型態之前。只不過,若說香港語境下的文明程度,可以做為香港人認同的框架,那麼便容易陷入經濟階層分化所再製的殖民關係。嶺南大學副教授許寶強的研究中,香港的貧富差距自七十年代起便不斷擴大,甚至在2008年成為世界發達國家中,貧富差距最大的地方,若以實證的資料觀察,自八十年代起,經濟增長的幅度甚至與貧富差距呈正相關。現時約三十萬在港工作的東南亞移工,幾乎成為香港人漠視的族群,觸及與就業機會、在港居住權相關的法條,也不見有改善。雨傘革命期間,梁振英接受外媒聯訪時,表示:「具廣泛代表性的候選人是要能繼續推行對商業友善的政策方向,並在確保對商人友善的前提去改善經濟不平等的壓力。」此般論調一再驗證香港社會對貧窮文化的不友善,也顯示了內部經濟殖民關係可能僵化「香港人」身分認同。

雨傘世代的青年人所堅持的香港認同,在反抗中華帝國殖民時,能夠簡單地定義出清楚的分界,然而身分政治的內涵絕不止於政治反抗。香港人若要掌握自我認同,便必須能夠處理各族群歷史記憶的差異、民主機制下的公民身分、經濟資源弱勢話語權的貧乏等議題。行文至此,仍必須簡潔回應香港「左膠」的經濟意識裡泛道德化的質疑。首先,左派的論述權絕對不會只讓一個具特定意識的群體所把持,若是基於馬克思主義階級平等的概念,拒斥任何以香港或任何民族意識為基架的政策,必定是忽略了左派理論史家Hobsbawn所提醒的:「馬克思與恩格斯低估了民族主義在他們那個世紀的政治力量,也未能適當地分析這種現象。他們並不特別看重國家,也並不特別看重任何民族的自決。」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的分析,有其深入的批判性,但是確實在民族的尺度上,未必有詳盡的論述來解釋民族與階級的關係。社會學家Louis Dumont更進一步質疑西方傳統的平等觀,他相信由「天賦理性」的個人主義信念,簡單地視每個個體都是平等且同質的,無法以階序的概念,看待不同的個體之間分別、互補或對立的性質,以架構一個社會整體。如此一來,個人平等主義在馬克斯階級革命的驅動下,反而出現了其相反的形式,也就是極權主義。因此,無條件式地接受中國移民,背後的理據便不可以是單純無國界、階級平等式的考量,否則將是一場災難。

於此,為香港青年人提出「主體性」的敘事,或許最為恰當。「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永遠無法得出一個簡單明晰的分界,若只以唯心主義式的「守護香港核心價值」來框架,又無法承載香港龐大的歷史敘事與嚴重失衡的經濟結構。主體性的建構來自於香港公民社會,經歷一次次的抗爭、反思、重建、與客體之間的辯證而成,其內在成長的驅動力可以來自對中共的反抗,也可以是對民主自由的堅持。只不過,作為「香港人」的當代青年,必須在這不討好的年代,具備相當的歷史透視能力、社會敏銳度和對真理堅韌的執著,方能使香港主體性成為未來香港社會主流且堅強的論述。

 

結語

法國思想家沙特提出的「實踐惰性」,特指一個群體將過去的實踐模式典範化,而重複一個未加思索僵化形式,最終的結果便是「反實踐」。筆者在香港大學上莊過程中,清楚地感受到了香港青年人面對未來的焦慮,一方面執著,一方面則難以改變現實。這也成了我所指的:在吶喊與死亡之間。但這只是一道敘述,敘述背後的寓言則是香港青年對於無盡真理的追尋。若談政治領域,在香港大學學生會選舉期間,候選內閣群政治表態的形式裡最常見的立場便是:爭取香港人的民主,優先於爭取中國的民主。高密度地接收重複地資訊,使我不禁想以沙特的「反實踐」來質疑這番論述,懼怕理念被高度消費,最終也會煙飛灰滅。因此,我憑此經驗作為基底,在《學苑》這刊物,以有限的能力,為這句口號做上註解。香港人沒有認輸的條件,也沒有立即取勝的契機,每日的實踐,便是鍛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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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05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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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苑編輯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