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建希、劉璇

2019年，適逢六四事件三十周年，香港電台《鏗鏘集》團隊製作《八九演義》回顧系列。系列的第四回取名為《忘》，半小時的節目圍繞著記憶與時間，團隊尋回昔日曾於報紙上具名具姓刊登廣告支持中國民運的個人及團體，詢問他們現時對於六四的看法。昔日的無懼秋後算帳、熱血激昂和對於民主的真切渴求，今天剩下的只是「平反六四嗰啲，唔好搞噉多嘢啦」、「件事已經過去咗，我都奉勸你向前望」。六十年代的台灣，隨著雷震案的發展，《自由中國》走進歷史、「中國民主黨」組黨失敗，新聞上報導著雷震、劉子英等人因「包庇匪諜、煽動叛亂」而被判囚十年。拿起報紙讀了又讀，看來是無法迎來民主的春天了，所有思緒化成一聲長嘆，放下了報紙，放下了對於民主的期盼。鐘擺在搖晃，由一端的極度關心一晃到了那完全抽離、漠不關心的一端。

2016年後，許多香港人出現了對於時事刻意迴避，不願談論政治的特徵，有人稱其為「雨傘後遺症」，有人稱其為香港的失聲。隨一場社會運動的失敗，社會由政治狂熱逐漸走向政治冷感。喧鬧化成一片沉寂，諷刺的寧靜、虛假的和平，這是壓抑的社會。抑鬱的十二月，看著夏慤道上的生活痕跡一點一點消失，兩個半月的一切在數分鐘內被摧毀，不願面對現實的殘酷，我們渾渾噩噩地生活著。一晃眼又過了幾年，看著立法會新東補選的結果，一點小火花被燃起，但緊接著的是確認書、人大釋法。無力感蔓延到城市每一個角落，本能地逃避，把頭撇開，這是令人耳鳴的寂靜。2019年，躁動的初夏，鐘擺在搖晃，我們每天談論的是不同的政治議題，每個未眠夜伴著我們的是對現實的憤怒。今天，鐘聲響起，是無力感、是絕望令那鐘擺再次搖晃，沉鬱的氣氛開始瀰漫香港社會，刻意避開社交媒體上的時政新聞，不願再談論政治相關議題，這是令人窒息的低壓。

｜媒體

從社會抗爭氣氛最熾熱之時，走到氣氛再度冷卻下來，大眾媒體一直扮演了關鍵角色。反修例運動期間，傳統新聞媒體投放大量資源報導社會運動發展，而網絡上亦有愈來愈多的文宣平台、政論頻道，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參與程度達到了香港史上高位，大則至討論抗爭手法的成效與未來方向，小亦有分辨黃藍商店的專頁，社會整體政治意識強烈，那些以往不問世事的人也自然地被這股氣流帶到漩渦中。縱使新聞媒體的發展未曾停滯，但現時新聞的點閱率卻遠不及2019年。不少人早已放下昔日對於社會事件的關心，重回不問世事的生活。

有研究指，近四成社交媒體用戶以社交媒體作獲取新聞資訊的主要來源，其中Twitter更有六成的用戶有此習慣。港人每天接收的新聞資訊量極大，尚未解鎖電話，熒幕上已滿是與選舉改制、法庭裁決、政治人物流亡有關的消息；解鎖後，即使未有訂閱任何新聞媒體，也逃不過朋友於社交媒體上轉載的新聞資訊。每日極大的資訊量超出我們精神上能承受的範圍，便造成「資訊疲勞（information overload）」，為我們帶來強烈的焦慮及社交疲勞。為了脫離長期焦慮的狀態，我們只好把自己的注意力轉至一切與政治、社會議題無關的內容之上。「馬照跑，舞照跳」的景象再臨，純屬吃喝玩樂的資訊重新湧現、佔據社交媒體，社會運動步入沉寂期。

這現象亦變相孕育出一群新的媒體讀者——新聞逃避者（news avoiders）。新聞學中，有關肢體衝突和揭示社會陰暗面的負面資訊往往較具新聞價值，譬如政治領袖被捕、自然災難下的生靈塗炭等資訊，一般比起城市裏的好人好事傳播得更快而廣。例如中大學生會幹事會「朔夜」遭中大校方割蓆時，主流媒體一般將事件形容為「中大『DQ』（disqualify，即取消資格）學生會」，又將幹事收到死亡恐嚇的資訊放諸標題，卻未有充分考慮到「DQ」一詞賦予了中大校方本來就欠缺的正當性，亦未有給予「為民意授權之失效負上政治責任」此一重點總辭原因適當的關注，變相將本來重點是勸勉港人堅持下去的記者會，縮減至對中大校方粗暴及幹事收到死亡恐嚇的控訴，不必要地渲染恐懼。另一方面，在反烏托邦比起烏托邦的提倡也來得更「貼地」和吸引的情況下，網上文宣、政論平台等新興媒體常會大肆地宣揚一種「大限將至」的信息，不斷刻劃極權國家的可怕，務求為觀眾帶來認知上的衝擊感。新聞逃避者為了避免過分消極的新聞資訊影響自身身心狀況，會主動遠離與現實掛勾的負面資訊，只願關注那些抽離於社會現狀的資訊。而隨新聞逃避者的數量日益增長，社會對政治和社會事件的關注度亦會逐漸下降，人人變得政治冷感，對於身邊所發生的事擺出一副事不關己的姿態。長此以往，未有逃避新聞的人，亦會因長時間曝露於新興媒體和演算法下，漸漸由失望變成絕望，被迫成為逃避者，寂靜時代亦隨之到臨。

｜娛樂至死

在娛樂至上的年代，對於資訊的接收普遍人所追求的是感官上的刺激、表象的歡笑和激情，慾望的滿足讓我們從殘酷的現實中抽離。許多新聞媒體為搏取大眾的關注，「投其所好」，錯誤放大新聞事件的表象，如鄧炳強於今年年初有關香港治安的記者會上的口誤：「作為警察更需要知法犯法」，的確鄧的口誤諷刺意味十足，然而事件的新聞價值是否如斯重大，值得各大媒體爭相報導，甚至蓋過記者會本來的荒謬，並三不五時於其他新聞事件中重提其口誤？

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的《娛樂至死》中言及：「一切公眾話語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並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時，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應當被嚴肅看待及討論的社會時事成為我們茶餘飯後的笑話，新聞的花邊被無限放大，蓋過了新聞資訊的本身。對於新聞的關注不再出自對於社會的關心、公義的追求，成單純為了消遣的娛樂，成為了令我們忘卻殘酷現實的「梭麻」。一旦新聞事件的藥效不再，不能為大眾提供感官上的刺激，那談論政治的意義便會隨之消失。 

政府記者會上如沒人失言，其所公佈的政策措施帶來再大的影響亦不再有人關注，立法會如沒有醜陋的睡相、偷看情色雜誌的趣聞，通過了再荒謬的法案亦無人知曉。這個美麗的新世界中，新聞所展視的世界不再殘酷，我們將不會再因不義而悲憤填膺，不會再因悲劇而落淚，如去除歌聲、笑聲，剩下的只有一片寂靜，這是一個「快樂」的城市、「美好」的未來、「和平」的世代。 

｜僥倖

時至今日，不少人仍以僥倖心態面對政權的步步進逼，在紛擾、撕裂的社會中，以「中立、理性 」的道德高地自居，拒絕一切形式的暴力、仇恨，再將自己的沉默說成明哲的表現，沉默地擁抱極權政體的到臨。社會的沉寂，是對時政的沉默和抽離，人們只管自己的生活，只要一切不公義之事不在自己身上發生，便不算發生了。沉默是僥倖心態驅使的選擇，而這僥倖的感覺能分為兩大類：

第一、既然事態的發展還未波及自身利益，便沒有理會的必要性；即使某些事情不應如此，自己也無力改變甚麼，那麼沉默、明哲保身便成唯一出路。荒謬的在於其對「火永遠唔會燒到埋嚟」的假定，滲出「國安法只會影響社會上一小撮人」的味道，無視了事態發展不是自己能夠控制、往往是事與願違的事實。

第二、既然「新常態」下還有退路可走，折衷地避免受到影響，便無需就此作出任何表述。例如「安心出行」推出之初，便有人開發了「翻版安心出行」供市民誤導食肆，又有不少人在另一部不常用的手機上安裝「安心出行」，認為此便能保障個人私隱。他們沒有充分考慮到的是種種政權不受控的延伸本來就不正當，為一時的便利與安逸而沉默，卻鞏固了特權，只會迎來更進一步的侵略。

僥倖心態下，他們的原則是「免談政治」，著眼的只有個人利益，又有種「凡變即通」的過份樂觀和天真。大多數人的沉默，便是社會整體的沉寂。但他們的僥倖，都基於一個大前提：沉默是他們的個人選擇。事實上，從默許政權的第一天起，他們已打開了潘朵拉盒子，讓其釋出的火焰吞噬一切有罪的和無辜的人，任其轟烈地燃燒著，把自己的底線不斷向後移，直到發現腳下無路可退，火也終於燒到自己的身上，溫水已煮成熟蛙。沉寂再不是個人選擇，而為被政權噤聲的結果；那麼社會沉寂亦不再存在週期的變化——沉寂將成社會的定局。 

｜香港已死？ 

國安法下，「香港已死」四字幾乎成為了港人遇上苛政時，在社交媒體「打卡」的必備詞彙。事實上，這樣的論調早於主權移交前，便已出現在美國《財富》雜誌的封面上，預言香港1997年後，將成另一個平庸的中國城市、立法會將被整頓、合作的法官將被指定委任，而香港繼續會是富人聚居的地方等。多年來，這篇〈香港已死〉（“Hong Kong is Dead！”）不時受中國官媒揶揄，而《財富》亦確實在數年後出版了一則名為〈噢！香港一點也不像已死！〉（“Oops！ Hong Kong is Hardly Dead”）的文章，認為中國政府算是遵守了「一國兩制」的承諾，又預計香港民主化將不會遇上多少阻力（little traction）。在2021年回望這套說辭，不知《財富》編輯會否再出一篇〈噢不！香港一點也不像未死〉呢？

說一句「香港已死」確實輕鬆，似是「在心中」地解釋了許多無需多花唇舌解說的事情，表達了無法以文字訴說的心情，到頭來卻又甚麼都沒有解釋過，就這樣在網上製造了些空洞的流量。以港人特別愛高呼的「法治已死」為例，這是港人見到不公義事會說的時髦的說法，但讀者要轉載時，卻其實不必認識何謂法治。既然「法治已死」隱含著對法治社會的追求，說「樂壇、電影已死」又暗示對藝術和文化應有面貌的表述，那麼歸根究底，「香港已死」亦能解讀成香港人對理想中的香港的嚮往，但這樣的說法能幫助我們達成理想嗎？說句「今日係香港至撚黑暗嘅一日」又真能讓香港重見光明嗎？法治成功的基石在於人民對公義的追求，樂壇、影壇的成功依靠的是觀眾的支持，而構建理想的香港並不需要任何「香港已死」，其成功的要訣，在於我們對這份理想的堅持。故吳靄儀大律師亦指：「任何市民都有權說『法治已死』，唯獨是法律界人士無權這樣說⋯⋯因為法律界人士有責任維護法治，如果法治危殆，我們有責任發聲、抗拒、補救、力挽狂瀾；如果法治淪陷，我們有責任推動全民，光復法治。」同理，若我們一方面自認香港人，另一方面卻高呼「香港已死」，這未免是在為自己製造不必要的存在危機，將真正需要討論的問題帶離討論的核心。執著於這些毫無意義的「死亡」，只會讓鼓吹絕望的意識形態主宰我們。比起死亡，更應重申的是救亡。 

觀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不少人的確是看香港沒有前景，亦即覺得「香港會死」，舉家移民；而國安法實施後爆發的移民潮，原因亦順理成章地變為「香港已死，早走早著」。筆者明白不少人選擇移民的確是為勢所迫，亦尊重他們的個人決定，惟若只拋下一句「香港已死」而去，這是對自己的家最不負責任的行為。對現狀感到沮喪是在所難免的，但首先我們必先弄清楚到底是怎麼樣的現狀令我們沮喪。這些考量可能包括人身安全受國安條文威脅、出入境自由被「鎖港條例」限制、子女將得不到愛國以外的教育等等，但以上卻無一能夠真正把香港「殺死」。倘若真正的死亡始於被世人遺忘，那麼我們還會作出以上的考慮，已經充分反映了我們仍保留著這份對香港的記憶和未來的憧憬，不至將香港處死——除非說出「香港已死」的移民者，是心甘情願想要忘掉香港的。當「香港已死」成了毫無實際意義、用以回應一切政治亂局的口頭禪，對其成因的論述和思考也漸漸顯得多餘，遑論我們要尋求出路。自信地高呼此本質上便難以論證的口號，將為社會帶來沉重的代價：我們再次被拖進那不求思考、但求讓自己心裏好過點的泥濘裏。「香港已死」漸成香港的死因——哪怕死神還未拿著鐮刀到來，只是在旁嗤笑著自掘墳墓的人們。 

或許香港最終也難逃一死，正如努曼西亞被羅馬共和國殲滅，羅馬共和國又被羅馬帝國取締。努曼西亞只是個山區小鎮，小小的城邑卻多次擊退毗連帝國的入侵，堅守奮戰了二十年。戰至最後被敵軍斷絕了糧食，居民寧願帶著自由之軀自殺，也不甘願成為羅馬人腳下的奴隸。微不足道的努曼西亞人，或許早已沒有血脈相承下來，即使曾遺下那丁點的生活痕跡、那守護家園時落下陳年的血跡，亦早已被西班牙文化蓋過，但生於二千多年後的筆者仍能從史書對其故事略知一二，全因其對自由的熱愛、守護家園的精神，經世代相傳保存了下來。努曼西亞的軀體死了，但她卻仍有尊嚴地活著；亦因其精神仍在流傳，在今天自由社會的軀體中浴火重生。 

｜無力 

在落筆前，筆者重看了一遍《十年》，看著電影開首「十年」二字，一股無力感從後腦勺蔓延至四肢。十年未到，五個故事卻已逐一成現實，是為時未晚嗎？抑或我們已錯過最佳時機，一切都為時已晚？電影完結，全黑屏幕看到的是那痛苦於自己無法為未來帶來改變的面孔。我們的家不斷被入侵者破壞，曾經奮力的一擊沒為我們的命運帶來改變，那麼如今這條路還能如何走下去？還能如何奪回我們的家？

2016年後，社會曾瀰漫著濃烈的無力感——從雨傘運動的失敗，走到魚蛋革命落幕，再到立法會宣誓風波、「一地兩檢」，從失敗中振作起來，走上街頭，被壓下去，再走上街，又再次失敗。從失敗到振作，鬼打牆般不斷反覆，不斷輪迴，像是香港逃不掉的懲罰，而每次的失敗，代價是無數人的青春。沒有收成的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社會因永恆的落差而陷入沉寂的泥沼中。 

去年，香港的社運氣氛消褪之初，一直避免外出，是害怕看到在滿目瘡痍的街道上趕著去上班的人，是害怕看到那些標語在強行洗刷後遺下的醜陋痕跡，是害怕想起自己的無能為力。「唔知可以點好」、「可以點行落去」成為筆者在書房中不斷念叨的說話。在黑暗中的我們根本分不清眼前的是可走的路，抑或是一面不斷延伸的黑牆。在現實的荒謬和殘酷前，那未完的「煲底約定」、那仍未守下的要塞變得蒼白，無力的人開始四處逃竄，有的逃到無止境的娛樂中，有的逃到「去政治化」的「正常」生活中，有的拋下一句「香港已死」逃到另一時區的異國去。還有希望嗎？還有勝利之數嗎？卡繆於《鼠疫》中有這麼一段說話： 

「衛道之士在城裏到處宣稱：面對鼠疫大家什麼也做不了，你們應該向這一場無法改變的大疫症低頭。但塔盧、李厄和他們的朋友卻不這樣認為。絕不能低頭認命。當前最重要的是挽救盡量多的生命，而要做到這點，只有一條路，那就是和瘟疫對抗、打仗。這態度沒什麼令人欽佩的，它只是理性的做法。」

現在並非黎明前的黑暗，也許我們的未來並不樂觀，筆者無意製造可笑的樂觀、「引領」群體走向那渺茫的希望，或設法排解我們心中的無力感，這是散發著失敗主義的一篇，但這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和未來。既然沉寂的到臨是無可避免的，既然充滿絕望的未來是可預視的，既然我們選擇了不放棄，那麼我們面前就只有一條路——與之反抗，絕不能低頭認命，這態度沒什麼令人欽佩的 ，它只是理性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