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泯劻

引言——亞細亞的孤兒，歷史的遺孤

「亞細亞的孤兒　在風中哭泣
黃色的臉孔有紅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
西風在東方唱著悲傷的歌曲
亞細亞的孤兒　在風中哭泣
沒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遊戲」

———羅大佑《亞細亞的孤兒》

1946年，台灣作家吳濁流發表《亞細亞的孤兒》，小說以主角日治時期臺灣知識分子胡太明嘅視角，敘述當年台灣人既唔受日本人認同、亦不被中國人接納，尷尬嘅背景導致台灣人無所歸依。書中最大嘅悲劇，並非主角目睹家鄉沉淪最後發瘋，而係台灣人未能自強自立，淪為亞細亞嘅孤兒。

主權移交令香港成為歷史嘅遺孤，由保衛天星皇后碼頭、反高鐵催生出嘅本土意識，經過雨傘革命嘅失敗，慢慢演化成民族意識，之後嘅魚蛋革命、新東補選、立法會選舉，唔同嘅思想互相碰撞，孕育出更成熟嘅抗爭路線以至民族意識。昔日埋下嘅種子，喺反送中嘅土壤萌芽、實踐。步入後國安法時代，雖然街頭抗爭停歇，但喺市面歌舞昇平下，香港人嘅思想依然暗湧不斷。

反送中過後，表面睇嚟香港人嘅身分認同未有太大改變，但係「香港人」同「中國人」兩個身分之間嘅裂痕越來越大，相斥得更加嚴重，究竟香港嘅民族主義以後會點發展？又係有咩歷史因素造就今日嘅思潮？本文希望沿著時代脈絡，追溯至民族種子被埋下嘅時候，梳理現況，推測未來可能嘅走向。

不論政治立場，我哋都無法否定香港民族主義的而且確存在於香港。相比起其他理論，筆者認為透過民族主義框架去分析現今香港嘅局勢最為適合，因此希望透過純粹嘅學術探討，旨在陳述、梳理客觀事實，佐以學術理論，推測未來潛在嘅走向，讓大眾、以至政府更了解香港嘅現況。筆者書寫本文並無任何政治目的，亦未意圖推動任何政治議程。

經典理論

｜公民與族裔民族

美國猶太社會學家管禮雅（Liah Greenfeld）認為區分民族成員嘅方法只有兩個——族裔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同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現時主流學界都將兩者二元對立，各自處於民族主義光譜一端。

公民民族主義被視為「好嘅民族主義」，其濫觴可追溯至啟蒙時期法國哲學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嘅《社會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盧梭指出作為主權（sovereign）嘅化身，國家同管治者（magistrate）嘅正當性係基於對公共意志（general will）嘅體現，而公共意志由共同體內部產生，共同體就由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維繫。作為共同體共同相信嘅普遍原則（universal laws），公民宗教一定要簡潔、清楚列明。法國學者Ernest Renan亦表示「民族主義嘅存在如同每日公投一次（daily plebiscite）」，強調公共意志對主權構成嘅重要性。

事實上，公民民族比族裔民族更早出現。根據民族主義大師Benedict Anderson對民族主義擴散嘅描述，第一波「美洲模式」民族運動（包括美國獨立戰爭與法國大革命）並非以語言作為民族界線，反而其後發生喺歐洲嘅第二波民族運動係以語言區分我者。當時歐洲封建王朝為求自保而收編、改造民族主義，製造出以語言為基礎嘅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務求令人民效忠以鞏固權力（Anderson, 1983）。本身亦係學者嘅加拿大自由黨前黨魁葉禮庭（Michael Ignatieff）表示，獨立戰爭時期嘅美國同革命期間嘅法國並非以先天、族裔特徵為界線，例如種族、膚色、信仰、性別、語言、族裔，因此屬於公民民族（Ignatieff, 1993, p.19-20）。

國際關係學者Jack Snyder指出，現實中並冇國家由純粹嘅公民或族裔民族構成。Snyder界定族裔民族為「以共同文化、語言、宗教、歷史經歷、民族神話（myth of shared kinship）維繫，並以此界定民族」，而公民民族成員身分建基於對政治理念或政制嘅忠誠、對其公正及有效運作嘅信任。Snyder指出公民民族必須以領土為界，假若你喺領土之內出生，或選擇繼續居留，噉你就會成為公民民族一員，而新移民可以透過認識國語（nation’s language）、理解政制、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繼而消除同公民民族嘅相異之處，融入成民族一分子。雖然公民民族並不依靠族裔特徵，但Snyder認為公民民族仍然會產生出獨有嘅公民文化、共同歷史神話（shared historical myths）（Snyder, 2000, p.28-29）。

葉禮庭認為公民民族主義下，共同體成員都係平等、負責任嘅公民，彼此之間透過共同政制及價值產生的國家情誼維繫，而因為主權由全體人民構成，因此公民民族主義必然地民主。管禮雅以「集體威權主義（Collectivistic-authoritarian） vs 個人自由主義（Individualistic-libertarian）」與「公民民族 vs 族裔民族」兩個維度解構民族主義（Greenfeld, 2006a, p.10-11）。管禮雅認為公民民族下，人絕對有權選擇國籍，因為對民族嘅付出同參與係基於個人嘅自由選擇，因此與族裔民族主義唔同，公民民族主義容許個人拒絕參與任何民族，繼而成為無國籍人士，亦因為噉，只有公民民族先可以達致個人自由主義（Greenfeld, 2006b, p.107）。此外，葉禮庭認為絕大部分國家都並非單族裔構成，因此公民民族主義更加符合社會現實，因此遠比族裔民族主義優勝（Ignatieff, 1993, p.21）。

播種

「我們是小國小民，但我們是好國好民。」——鄭南榕。

香港嘅公民民族主義最初由2013年度《學苑》最終回《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提出，並喺增訂而成嘅《香港民族論》延續。當年學苑所提倡嘅公民民族主義建基於共同歷史記憶與文化，例如新移民可以學習廣東話融入香港，成為公民民族一分子。但係2013年度學苑總編輯梁繼平認為語言並非融入香港嘅唯一準則，例如願意加入香港足球隊為香港效力嘅外籍人士都屬於香港人。此外，公民價值同為自由民主抗爭嘅經歷亦係構成香港民族嘅重點。梁表示就算共同體擁抱普世價值，但係要實現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依然要依靠特定嘅共同行動，透過經歷產生理解，並且內化成公民民族信奉嘅價值，繼而將普世價值亦可以有民族嘅獨有形態。

梁接受《立場新聞》訪問時表示「不是要憑空建構、創造一個『香港民族』，而是要打破『中華民族不可挑戰』的狀態。」當時學苑提倡比「共同體」更強嘅「民族」，旨在對抗中共與日益膨脹嘅大一統民族主義，並且為民族自決權奠下基礎。

｜文化與語言文化民族

學苑提出公民民族嘅構想就如同打開潘多拉盒子（Pandora’s box）。2011年，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及其學生發表《第二代民族政策：促進民族交融一體和繁榮一體》，提出「仿效美國」淡化少數民族意識，並以「中華民族一體化」為包裝推行漢中心大一統思想，奠定中共加強吸收、控制邊陲地區嘅政策。香港亦不能倖免，08年起日益嚴重嘅港中矛盾導致香港民族意識逐漸抬頭，導致「中華民族」同「香港民族」逐漸二元對立，「中國香港人」、「在香港的中國人」等混合身分漸漸被邊緣化。

歷史步伐加快，香港嘅民族論述如同雨後春筍般湧現。作為移民城市，主流香港民族框架介乎於公民同族裔民族主義之間，著重對香港嘅忠誠同付出之餘，亦強調文化同語言對建構身分嘅重要性，吸納同包容新移民，接近德國歷史學家Friedrich Meinecke提出嘅文化民族（Kulturnation；cultural nation）。文化民族以共同經歷產生嘅文化資產為基礎，作為創造同維繫文化民族嘅關鍵成分，文化資產包括共同語言、文學、宗教等（Meinecke, 1922, as cited in 楊尚儒, 2016, p.4）。

有人曾提倡以語言民族主義（linguistic nationalism）作為框架。粵語為香港文化根基，而香港人身分與香港文化一樣，不能無止境擴大，因此建議只視捍衛、擁戴粵語嘅香港人為香港民族成員。上述構想正好呼應Anderson對語言民族嘅睇法，Anderson認為語言盛載住「同質的、空洞的時間同時性（simultaneity in ‘homogeneous, empty time’）」，公民可以透過共同語言感受到空洞、時間上嘅關聯。此外，學習語言並冇血緣或其他先天限制，因此任何人都可以藉此加入共同體（Anderson, 1983, p.25），而願意利用有限嘅生命學習語言已經係為民族犧牲嘅表現（Anderson, 2006）。因此，語言民族主義可以確立民族界線，同時體現出香港民族嘅包容性。

本土民主前線與青年新政主張嘅民族主義亦介乎於公民同族裔之間。由16年新東補選梁天琦嘅政綱所見，當中「以居港七年作為公屋及綜援的申領資格」、「由香港政府作單程證審批，甄選出能融入香港社會及作出經濟貢獻的新移民」反映出本民前認為公民身分係建基於效忠及願意為香港付出，並且只有將香港視為長期居住地先有資格享有福利。如此同時，政綱亦摻雜住族裔民族主義，例如提倡教學時使用粵語及正體中文等香港語言文字、加強本土歷史教育以促進身分認同等，黃台仰亦曾表示「我們現在沒有自己的入境審批權，這些新移民的底細我們也不知道……大量新移民抗拒香港（文化）、卻謀取香港的福利及香港較安全的環境」。梁天琦將香港人定義成「不論你是什麼背景，也不論你是什麼時候來到香港。只要你願意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尊重香港的文化、願意融入，而且願意維護香港行之有效的典章制度，你就是香港人。」由此可見，本民前認同開放嘅公民民族框架之餘，亦認為文化認同對建構公民身分不可或缺。

青年新政認為「只認同香港的價值觀及特殊性明顯並不足夠……要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香港人，必須擁有第二級之意識，即願意成為香港人。除了對香港的認同，他們亦必須擁有成為這族群一分子的意願，願意融入香港文化。」而香港價值觀包括三權分立、公民權、法治精神，顯然地同本民前一樣，青年新政都係信奉以共同法制、公民價值嘅公民民族主義，同時強調語言、文化嘅重要性。游蕙禎認為香港文化塑造出香港人嘅身分認同，「有好多身分係與生俱來，由出世到而家所受嘅教育、文化，賦予咗一種思維畀你：你係屬於呢個地方，係好 by default 的。」

比起本民前同青年新政，主張香港獨立、2018年被政府列為非法組織嘅香港民族黨更傾向族裔民族主義。民族黨創黨時表示「單是擁有與香港人相同的價值觀、文化和生活習慣，並未足夠成為香港民族的一分子。在香港生活並對中國殖民壓迫香港感到不滿，希望這種壓迫停止或消失的，就是香港民族。」雖然民族黨主張新移民可以透過「透過學習香港價值和文化，融入香港社區」，歸化成為香港人，但同時亦強調「非廣東華人身分較為邊緣，現實上他們可能要花上更大的努力才能被視作香港人」。反映出民族黨提倡公民民族同時，亦強調文化同血統。

｜民主自決與憲政愛國主義

1990年，研究民族嘅英國歷史學家Eric Hobsbawm斷言民族主義正在衰敗，佢以魁北克（Quebec）、奧地利為例，指出二戰後全球化傾向導致人口更加流動，政治、經濟、文化、語言等唔再受民族框架限制，因此Hobsbawm預言未來係超民族（supranational）同跨民族（infranational）嘅舞台，民族主義經已淪為過時嘅分析框架（Hobsbawm, 1990, p.190-192）。

2016年立法會選舉出現民主、民族自決之爭，提倡民族自決一方提倡以香港民族主義劃定身分邊界，代表有青年新政、本民前；民主自決一方希望繞過民族問題，認為推動群眾參與、以溝通化解敵對先係上策，代表人物有香港眾志、朱凱迪、劉小麗等。路線鬥爭並未隨選舉結束，幾年間雙方繼續豐富兩者嘅意涵，19年頭，中大學生會選舉更加出現支持民主自決嘅「乘風」同提倡民族自決嘅「晨煦」兩個內閣對壘。

民主自決派嘗試繞過民族問題，認為唔需要劃清香港民族嘅邊界，並提倡以「香港共同體」取代「香港民族」。民族自決派認為中國對港人口滲透嚴重，因此要界定民族框架，並限制部分非我族裔嘅投票權，例如居港未滿七年嘅新移民；民主自決派認為噉係「排外」、損害自由民主。16年香港眾志提出「三年公投民生地區議題、五年制定香港約章、十年全民自決」藍圖，建議透過推動公民社會參與，取代劃定民族界線；中大學生會候選內閣「乘風」亦主張所有選民公投前需要宣誓效忠，嘗試調和民族、民主自決路線分歧。

筆者認為民主自決同德國社會學家Jürgen Habermas嘅憲政愛國觀非常相似，兩者同樣抽象並強調對外整合性（äußerlich-integrierender），並且將民族主義視為被超克嘅對象。筆者要強調，憲政愛國主義（Verfassungspatriotismus；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並非Habermas獨創（楊尚儒, 2016, p.3），我哋唔應該以Habermas一家之言去剖析憲政愛國主義。Habermas認為民族主義與自由民主體系對立，係被其超克嘅對象，終將被歷史淘汰。憲政愛國主義所需要嘅只係「願意參與入政治共同體」呢個主觀意願，判別公民身分時唔需要種族、文化、宗教等落伍嘅因素參與，因此同「唔理性」嘅民族主義唔同，對於法制嘅認同可以超越民族情感，恰到好處噉整合社會（楊尚儒, 2016, p.2）。

當然，喺唔同嘅時空背景下，憲政愛國主義同民主自決不盡相同。Habermas延伸憲政愛國主義，旨在解決東西德有著同樣嘅文化、歷史等民族元素，但同時需要效忠於兩個唔同政體嘅矛盾，因此嘗試以憲政愛國主義，將一個民族分成兩個憲政愛國共同體；而民主自決嘗試將唔同身分認同嘅人凝聚成一個憲政愛國共同體。不過筆者認為民主自決派同Habermas憲政愛國主義背後嘅精神非常類似，同樣都係嘗試繞過民族呢個「落伍」嘅概念。

如同梁繼平所言，「歷史上每一種意識形態，都有它的階段性、有其在特定的時空底下可以發揮的作用。我們不是永遠都需要民族主義，日後它的重要性或會慢慢減低、甚至到某一日被唾棄。但民族主義在當前的香港，可以抵抗外來侵蝕、培養內部的自主意願，有其挑戰中國政權意識形態的作用。」究竟民族框架係歷史嘅遺物，抑或係剛剛萌芽嘅幼苗？反送中為先前播下嘅種子提供養份，導致香港民族主義萌芽、生長。

萌芽

「經過一場共同嘅鬥爭，一個共同體、一個民族就會誕生。」

——Max Weber

捷克政治歷史學家Miroslav Hroch透過觀察十九世紀嘅歐洲，認為民族主義運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 學者冇政治目的噉研究自己民族嘅歷史、語言、文化
2. 抗爭者利用第一階段嘅知識，提出民族獨立嘅政治主張
3. 第二階段嘅倡議得到大眾認同，產生嘅政治能量足以推動社會重新建構（Özkırımlı, 2000, p.158-159）

就好似德國社會學家Max Weber所言，共同抗爭經歷會孕育出民族。由二戰、國共內戰，到中共建政引發嘅偷渡潮，長年嘅戰亂、天災人禍導致大量避秦人口南來，並喺香港落地生根，成為現今香港主要人口構成，台灣中研院研究員吳叡人教授指出，香港嘅民族神話（national myth）就係渴望遠離共產黨主導嘅中國。政府嘗試修訂《逃犯條例》正正勾起香港人心底最大嘅集體恐懼。前人播下嘅種子，亦喺滿佈硝煙嘅土壤悄悄發芽。此前香港剛剛踏入第二階段，Hroch指達到第三階段嘅過程最為困難，任憑抗爭者點樣努力都冇辦法保證會得到大眾認同，同時要滿足以下四個條件：
1. 社會、道德同文化上出現張力，令政權合法性（legitimacy）備受質疑
2. 社會擁有最低限度嘅垂直流動性，確保少數族裔亦有知識分子
3. 有高識字率、良好教育制度及市場關係，繼而社會存在有效溝通
4. 唔同種族之間發生利益衝突（Özkırımlı, 2000, p.161-162）

反送中完備上述四個條件，但政治能量依舊未足以推動社會重新建構，現時香港仍然處於於第二同第三階段之間。縱使未能推動政制上嘅變革，反送中經已令香港成為加泰隆尼亞政治學者Montserrat Guibernau口中嘅「無國家民族」（nation without state），亦即實然但未有主權嘅民族。

Benedict Anderson將民族視為「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作為想像嘅產物，民族存在於大家嘅意識中，因此必然地主觀（subjective）。換言之，我哋無法客觀地（objectively）形容民族，而民族亦都冇一個確切嘅形成時間。秉持建構主義（現代主義；Modernization theory）嘅英國社會人類學家Ernest Gellner社會、經濟角度分析民族構建，Gellner認為民族同民族主義都係人為產物（Gellner, 2006）。相對之下，同樣信奉現代主義嘅Anderson認為民族主義係人類歷史深刻嘅分解同重構，並由心理狀況去分析民族構成，例如象徵、圖騰等，因此被認為更符合人性。

比起單純嘅意識形態或者政治運動，Anderson認為民族主義係更複雜嘅文化現象，因此稱之為特殊嘅文化人造物（cultural artefacts）。Anderson將民族定義成「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是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Anderson, 1983, p.4），如同吳叡人教授所言，Anderson巧妙地避免為民族尋求客觀特徵，並將民族訴諸集體認知（cognitive）層面。雖然係被構建物，但Anderson反對將民族視為完全虛構嘅存在，佢認為「想像、創造」唔等於「虛假、捏造」。Anderson認為只要一個共同體內所有成員無辦法互相認識，呢個共同體就依靠想像大家嘅共通點維繫（Anderson, 1983, p.6），所以無論係公民民族抑或族裔民族都係依靠想像維繫。

事實上，「手足」、「200萬人」都係想像的共同體，無大台、Faceless嘅抗爭者就係依靠想像維繫，想像住「豬嘴之下，嗰位素未謀面嘅陌生人係我嘅手足」，但噉唔代表手足情誼係捏造嘅。透過想像嘅連結，共同體成員會想像到他人嘅痛苦同喜悅，成為悲喜與共、感受他者苦難嘅共同體成員。值得留意嘅係，雖然民族同抗爭者都係想像共同體，但噉唔代表所有嘅想像共同體都係民族，正如唔會有人視抗爭者為民族。

｜意義即用法

經歷反送中、步入後國安法時代，「香港人」、「香港共同體」同「香港民族」嘅意涵漸趨相同。筆者係呢度借用哲學家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嘅意義理論（meaning theory），分析三個字意涵嘅改變同未來走向。

前文提及，過往民主自決派推崇以「香港共同體」取代「民族」，而民族自決派認為「香港民族」意涵更豐富，代表住更堅實嘅共同體。沿襲自上述路線分歧，三者於反送中初期仍然存在分歧，佢哋之間並無強烈共同特徵，但係意涵有非常相似。反本質主義 （anti-essentialism）嘅維根斯坦提出「家族相似性」（Familienähnlichkeit；family resemblance），好似同一家人冇一個所有人共有嘅特徵，但係佢哋之間會有一啲共同特徵，例如阿仔同阿媽髮色一樣、同阿爸眼嘅顏色一樣，雖然阿爸同阿媽冇共通點，但係我哋可以知道佢哋係一家人（Wittgenstein, 1969, p.32）。

直到反送中中期，三者逐漸於抗爭口號中被交替使用。維根斯坦嘅語言遊戲理論（language game）認為探究字詞嘅本質並無意義，因此提出「意義即用法（meaning lies in its use）」，轉移由用法探究內裡意涵（Wittgenstein, 1969）。因此，當三者用法趨同、意涵近乎相同，可以預見未來呢種重疊只會越嚟越強，最終三者成為同義詞，民族意涵亦會被置入於「香港人」中。

共同苦難嘅意義

「在荒謬經驗中，痛苦是個體的；
一旦產生反抗，痛苦就是集體的，是大家共同承擔的遭遇。
反抗，讓人擺脫孤獨狀態，奠定人類首要價值的共通點。
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卡繆《反抗者》

隨反送中而生嘅民族神話、圖騰，亦成為凝聚香港民族嘅黏合劑。一同克服共同苦難，就係民族意識最強嘅催化劑。除咗想像同他人嘅關係，共同體成員亦會想像他人的苦難，眼見到抗爭者被捕、被虐打都會感同身受，甚至產生希望自己代替他人受苦嘅想法。在中大、理大之役尤甚，群眾跨越社會階層、年齡層、族裔噉動員，嘗試支援被困嘅抗爭者，雖然最後未能克服共同苦難，但係共同經歷產生嘅情感已經成為香港人嘅集體記憶，就算未有親身參與示威嘅海外港人、流亡者亦會感同身受，呢個就係共同苦難嘅力量同意義。透過痛苦、記憶完成民族建構過程，成為超越未來嘅共同苦難嘅動力。

｜願榮光歸香港、旗幟

反送中亦催生出大量象徵民族嘅圖騰（totem），例如被美國時代雜誌稱為「香港國歌」（National Anthem）嘅《願榮光歸香港》。反送中初期，抗爭者以曾經《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海闊天空》等，不過旋即被《願》取代，往後鮮有出現。當時抗爭者集結喺全港大小商場，一同高唱《願》，就如同美國人看待《星條旗》（The Star-Spangled Banner），抗爭者會保持肅穆莊重、立正、敬禮甚至激動流淚。抗爭者致敬嘅對象並非歌曲，而係其代表嘅香港民族、為民族犧牲嘅共同體成員，《願》作為圖騰就係民族精神嘅載體，成為代表民族、用於崇拜嘅仿造物（replica-effigy）。

除咗象徵民族嘅歌曲，反送中期間亦出現象徵抗爭精神嘅「軍曲」，例如《不屈進行曲- March of the Indomitable》、改編自南美抗爭歌《El pueblo unido jamás será vencido》嘅《自己人！團結唔會被打沉！》等，上述歌曲並非民族圖騰，而係用於激勵抗爭者士氣、代表抗爭者無私無畏嘅精神。

雖然暫時仍未有一面廣受抗爭者認同、代表香港嘅旗幟，不過反送中期間亦出現唔同嘅嘗試，全部都係嘗試透過旗幟去代表抗爭者、甚至整個香港民族，同樣係民族圖騰嘅例子。

｜無名烈士墓與紀念碑

歌曲、旗幟以外，無名烈士墓（the Tomb of the Unknown Soldier）同紀念碑（the Cenotaph）亦係民族圖騰。一戰結束後，英國揀選其中一名難以辨識身分嘅士兵遺骸，並由驅逐艦送回本國，成功激起驚人嘅情感爆發，令到超過125萬人到無名烈士墓弔念，另外亦有幾千人到和平紀念碑悼念死難者。Benedict Anderson認為無名烈士墓同紀念碑呢類仿造物（replica-effigy）可以與死者建立連繫，後來其他國家亦仿效英國設置紀念碑，並於陣亡將士紀念日進行悼念活動，將對無名死難者嘅敬意凝聚民族情感（Anderson, 1998, p.55）。位於中環遮打道嘅和平紀念碑同Anderson提到嘅倫敦白廳和平紀念碑設計一致，原本兩者同樣紀念一戰陣亡將士，後來亦紀念於香港保衛戰犧牲嘅軍人同死難者，每年11月11日嘅和平紀念日（Remembrance Day），中環和平紀念碑都有悼念活動舉行。

梁凌杰先生為自由民主殉道、科大學生周梓樂同學疑似被謀殺、精於泳術嘅陳彥琳同學遺體離奇於海中浮沉、有傳831恐怖襲擊中亦有人身亡……此外，反送中期間不斷有人離奇身亡、失蹤，「手足被自殺」傳言屢見不鮮，縱使難以證實有幾多名抗爭者為民主大義犧牲，但係亦無礙共同體成員將對佢哋嘅思念同敬意，透過唔同嘅仿造物同意識，轉化為凝聚民族嘅黏合劑。每逢忌日都會有手足到金鐘太古廣場向梁凌杰先生致敬、到尚德十字路口悼念周梓樂同陳彥琳同學、到太子站進行祭祀……傳聞有犧牲嘅抗爭者遺骸因無人認領而被葬於沙嶺公墓，春秋二祭有唔少人攜同鮮花、頭盔到公墓進行公祭。儘管墓碑無名，悼念者仍舊將情感投射於其上。就算同馬基雅維利式（machiavellian）官方民族主義唔同，公民民族將對死難者嘅敬意投射到紀念碑，亦有助凝聚民族情感、促進公民教育，提醒後人謹記前人為和平作出嘅犧牲。同時，悼念時嘅情緒抒發亦為整體社會帶來療傷之效。

推算未來方向

現時未有人有足夠話語權去釐定「香港民族」嘅定義，縱使大眾熟悉唔同嘅民族框架，大部分人心中都有雛形。據筆者觀察，現時「香港民族」揉合咗公民民族、族裔民族（包括文化同語言民族）嘅成分，可以理解為「公民民族為主，文化民族為輔」。但係民族框架至今仍然處於發展階段，特別係未能囊括親政府人士、離散族群及少數族裔等。筆者認為未來共同體框架會持續向公民民族主義靠攏，輔以憲政框架。

｜被逼自由的藍絲

撇除少數投機分子，反對抗爭嘅親政權分子（亦即藍絲）拒絕承認香港民族，亦拒絕承認自己係其中一員，主要出於兩個原因——權威性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同對中國人身分嘅認同。筆者要強調威權性人格亦可以與中國人身分並存，代表一個藍絲可以同時擁有威權性人格，並且認同中國人身分。

德國心理學家Theodor W. Adorno指出威權性人格者一方面服從權威，同時喜歡以威權自居，當面對比佢強嘅權力就會卑躬屈膝，遇到弱者就賣弄權力、睇唔起弱者。此外，威權性人格者經常以犬儒（cynicism）態度批判人性，認為所有人都只係追求私利，相信因理想、信仰而起嘅行動注定失敗。威權性藍絲一部分生於斯、長於斯，自細接受香港文化，相信自80年代經濟起飛香港社會奉行嘅專業操守、廉潔，同時受港英時期嘅虛擬自由主義、物質主義影響；亦有一部分係新移民，為追求更好嘅物質生活而嚟到香港。威權性人格、物質主義、犬儒交雜，導致佢哋以輕蔑態度看待為自由民主奮鬥嘅抗爭者，認為一切都只係出於私利，例如抗爭者因樓價高、失業而抗爭；又或者認為抗爭者過於天真、注定失敗；同時出於個人、家庭利益考量、追求安穩，對政治問題、社會嘅不公義噤聲不語，特別係涉及到主權呢啲表面上唔切身嘅問題。

每個民族國家或多或少都會有威權性人格者存在，佢哋崇拜嘅係權力本身，而非掌權者及其代表嘅民族，因此唔會主動承認、效忠民族，亦唔會主動為民族付出，因此公民民族框架無法囊括佢哋。我哋可以借用盧梭嘅「逼其得到自由」（forcé d’être libre；forced to be free）解讀，雖然公共意志係由全體人民產生，但盧梭指出每個人都會有私慾，當私慾與作為公民擁有的公共意志相悖，為免共同體及社會契約淪為空談，主權及其代理人（magistrate represents the sovereign）可以強迫該人遵循公共意志，令其繼續成為共同體成員，繼而該人會逼其得到作為共同體一員嘅自由（“give force to the rest, that whoever refuses to obey the general will shall be constrained to do so by the entire body (the sovereign): which means nothing other than that he (s/he) shall be forced to be free”）（Rousseau, 1997, p.53）。

威權性人格者跟從權力，當佢哋選擇繼續留喺當地，我哋可以視其公共意志願意成為民族一分子，遵循公民民族框架並需要為共同體付出。但出於私利，佢哋可能會拒絕為共同體付出，所以共同體成員可以強迫其履行公民責任，繼而佢哋就會被逼得到民族成員嘅自由。值得留意嘅係，只有當某人嘅私利同公共意志產生衝突，我哋先至可以強迫佢履行佢嘅公共意志，因此只有心理上的公民部分認為自己係民族一員嘅威權性人格者，先可以被動地得到民族成員嘅自由；同樣邏輯適用於泛民族主義（pan-nationalism）擴張，強行將其他民族收納於自己內，因為其他民族抗拒被吸納並非出於私利，而係出於公共意志。

亦有唔少藍絲真心認同「中國人」身分，前文提及「中國人」有三個意涵——中華民族、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三個意涵經常被混淆，統稱為模糊嘅「中國人」，筆者唔會嘗試否定中華民族存在，畢竟有咁多人真心認同，就代表佢係一個確實存在嘅想像的共同體。

雖然現時香港民族與中華民族兩者正處於二元對立，但理論上，三個意涵都並非必然與香港人身分相斥。事實上，中華民族認同與香港民族認同可以並存，特別係「中國人」同「中華民族」更加傾向係族裔身份，可以係代表血統嘅身分認同。因此，筆者推算香港民族主義者將會以「華族香港人」調和擁有「中國人」身分認同嘅藍絲嘅身分矛盾，一方面公民民族主義會承認佢哋擁有香港人身分，而其亦需效忠香港，另一方面令佢哋能夠保有「中華民族」作為族裔身分認同。

｜離散族群

根據政府統計處公布嘅數據，過往五年香港每年有3100人至25800人移民離開，但《港區國安法》實施半年，單係舊年就已經有49900人移民離開，但呢個只係帳面數字，仍未包括現身處國外、準備申領公民資格嘅港人。獨立股評人David Webb就統計過，由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1月8日期間，香港淨出境人次高達11.5萬，換言之，半年時間就有大約1.5%香港人選擇離開。此前卅五年，香港最嚴重嘅移民潮發生喺六四屠城後，當年淨移出人口為23700人，短短半年間，國安法引致嘅移民人數經超出幾倍，迄今仍未結束。

離散族群（ethnic diaspora communities）包括流亡者、移民。前文提及，公民民族建基於地域邊界，處理離散族群時非常棘手。中東政治研究學者Yossi Shain同Tamara Cofman Wittes指出離散族群係現代國際政治必然嘅產物，並對離散族群保持正面態度，佢哋認為離散者於各自身處嘅國家可以組織起嚟，加強政治影響力；同時就住關心嘅議題，離散者可以向祖國當地施加顯著嘅壓力；最後，跨國離散者群體效應直接同第三方或者國際機構接觸，繼而繞過祖國同所在國家嘅政府。

Benedict Anderson以遙距民族主義（long-distance nationalism）解讀離散族群，同超越國界嘅泛民族主義（pan-nationalism）唔同，遙距民族者唔再居住於原生土地之上；亦與人權運動者、環保分子唔同，遙距民族主義者係選擇自我流放，並非一時興起選擇離開。Anderson大力批評遙距民族主義，認為佢係資本主義扭曲人類社會嘅產物，並造就出真誠、但極唔負責任嘅政治參與：一方面參與者無需要向其從事政治活動嘅國家交稅，亦唔需要擔心承受法律後果、直系親屬嘅安危；另一方面，第一世界安居樂業嘅佢哋可以資助本國嘅政治運動、進行宣傳、建立網絡，最終帶來無可估計嘅後果（Anderson, 1998, p.93）。

究竟而家選擇移民離開香港嘅人係唔係自我流放？好多移民者都認為自己係逼不得已，為求下一代唔需要擔心人身安全、被洗腦，可以接受更好嘅教育而被逼離開，因此Anderson上述嘅批評未必適用。撇除以移民作為抗爭方法嘅爭論，對移民最大嘅質疑在於能否保存香港民族性。作為移民城市，「移民尋找新生活」亦係香港嘅民族神話，有人批評移民者抱持難民心態，並冇真正視香港為家。筆者認為呢類人確實存在，但係以偏概全絕不公允。此外，呢類移民者其實係遙距民族主義者，或脫離香港成為另一個民族成員，Anderson對於遙距民族主義者嘅批評經已足夠，而公民民族作為開放嘅民族主義就必然有人離開，因此冇需要特別處理。

香港人以適應力強聞名，另一個最大嘅疑問在於香港文化、民族性喺海外嘅傳承，究竟於海外長大嘅下一代會否失去香港人身分認同？面對雙重國籍，屆時佢哋會效忠邊個？筆者認為未來情況確實難以估計，不過情況未必一定悲觀。反送中亦激起唔少海外港人甚至係移民後代港人對香港嘅身分認同，部分人願意返回香港參與抗爭，重新建立同香港嘅連結、回流成為香港民族嘅一分子。

｜少數族裔與文化民族

面對少數族裔，文化民族無辦法囊括保有自身文化，但同時又認同、擁護香港民族嘅成員。強行將所有文化稱為「香港文化」極不合理，就等同將中國國土上所有文化合稱為「中華文化」一樣，同時邊界過闊會導致文化民族主義失去意義。再者，高度國際化下香港匯聚全球各地嘅文化，唔單止英式與華夏文化，台、日、韓等文化對香港亦影響深遠。長遠而言，只有推行公民民族先可以達至種族共融。

Gellner指出民族主義源於都市化產生嘅文化同質化（cultural homogenisation），亦即係文化弱勢族群被同化、吸收（cultural assimilation）（Gellner, 2006），換言之，民族嘅形成必然建基於對弱勢群體嘅壓逼，法國學者Ernest Renan認為民族成員其中一個共通點就係遺忘，就好似法國人民忘記聖巴托羅繆大屠殺同阿爾比十字軍蹂躪敵人（Renan, 1882），捷克政治學家Karl Deutsch直言「民族係靠錯誤歷史觀同對鄰國嘅仇恨維繫」（Deutsch, 1969）。就好似粵語作為香港優勢語言，其實都係建基於過往粵語移民佔優，同時港英政府推行「粵語正音運動」規定電視、電台、學校使用粵語，導致圍頭話、蜑家話等語言沒落。筆者並非否定民族存在嘅正當性，而係想指出，就算係最包容嘅公民民族本身都係建基於壓逼之上。因此筆者推算，發展公民社會將會係香港民族主義者未來嘅方向，例如關注少數族裔、弱勢社群權益，以至民族內嘅分配正義、種族平權、性別議題等。

憲政愛國主義、活著嘅憲法與防禦性民主

「暴政下無祖國（il n’y a pas de patrie dans la despotie）」

——Jean de La Bruyère

大家都理解公民民族以「願意服膺於憲制，並為共同體付出、犧牲」為區分原則，對無國家民族而言係足夠使用，但當加入主權概念去思考，愛國者又點樣確保憲制可以彰顯公民價值？筆者認為可以參考德國社會學家Dolf Sternberger提出嘅憲政愛國主義，推算未來潛在嘅走向。Sternberger式嘅憲政愛國主義強調對內鞏固性（innerlich-konsolidierender），亦即內部團結，當中以活著嘅憲法（lebende verfassung）為核心，而防禦性民主（wehrhafte demokratie）對憲法嘅生命力攸關重要（楊尚儒, 2016, p.25-26）。

「祖國的概念要求成熟的公民……首要在政治憲法當中得到實現。祖國恰恰不是『漆黑、看不透的母親子宮』……祖國是明亮可見的，且我們只有在我們積極、自由且成熟地參與祖國的憲法時，我們才要愛它」（Sternberger, 1980, as cited in 楊尚儒, 2016, p.20），「祖國便是我們為自己創立的『共和』。祖國就是我們賦予其生命力的憲法。祖國就是那在我們自身促進、行使並捍衛時，才能因其存在而真正喜悅的自由」（Sternberger, 1990a, as cited in 楊尚儒, 2016, p.23-24）。Sternberger清楚表明祖國必須建立起良善嘅政制，並透過活著嘅憲法彰顯，令成熟嘅公民得以參與公共事務。

單純嘅成文法典唔能夠有生命，因為成文法典出於有可能被架空、名存實亡，活著嘅憲法所指嘅係自由民主嘅基本秩序，包括憲法、政制等公民社會嘅實踐。Sternberger認同有必要透過立憲將抽象嘅秩序實體化，但係更重要嘅係公民社會實踐自由民主，繼而形成習慣，產生出民主政治文化，因此作為自由民主精神載體嘅憲法就得到生命（Sternberger, 1980, as cited in 楊尚儒, 2016, p.27）。

德國歷劫竊國之災後，Sternberger建議喺憲法加入防禦性民主，強調喺公民需要效忠共同體以外，國家亦要有足夠能力、正當權力去保護憲法，捍衛民主自由。面對危害憲法、自由民主嘅「憲法之敵（Verfassungsfeinde）」，公民亦有義務抵抗（Sternberger, 1990b；楊尚儒，2016）。

結語：本質先於存在嘅民族主義

雖然本文以民族主義框架分析、梳理香港現況，但係我哋要謹記，民族與民族主義都係被構建物，佢哋嘅本質係先於存在（essence precedes existence）。如同一切政治理論，民族主義永遠只係人造工具，有住被我哋安排嘅身分、角色，佢哋嘅存在嘅意義就係服務人類，為人帶嚟福祉。只有喺民族主義有效服務人類，亦即為人類帶嚟幸福嘅時候，我哋先至將佢哋作為手段。

民族主義永遠唔係最高目標，當民族主義為我哋帶嚟嘅禍害比益處更大，又或者有更好嘅選項存在，我哋隨時都可以拋棄民族主義。縱使每個人對「幸福」嘅定義都唔同，但筆者希望大家都係以大眾利益為依歸嘅，並想提醒大家，千祈唔好奉民族主義為圭臬。

Bibliography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y: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Anderson, Benedict.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London: Verso, 1998.
Anderson, Benedict . A life beyond boundaries. London: Verso, 2006.
Deutsch, K.W. Nationalism and Its Alternativ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Books, 1969.
Gellner, Ernest.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2006.
Greenfeld, Liah. Nationalism and the Mind: Essays on Modern Culture.
Oxford: Oneworld, 2006.
Greenfeld, Liah.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Hobsbawm, E.J..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Ignatieff, Michael. Blood and Belonging, Journeys into the New Nationalism.
Toronto: Penguin, 1993.
Meinecke, Friedrich. 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 Studien zur Genesis
des deutschen Nationalstaates. Munich: Olden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 1922.
Renan, Ernest. Qu’est-ce qu’une Nation?. Paris: Calmann Lévy, 1882.
Snyder, J.L.. From Voting to Violence: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ist
Conflict. New York: Norton, 2000.
Sternberger, Dolf. “Staatsfreundschaft. Rede zur Hundertjahrfeier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Staatsfreundschaft.
Frankfurt: Insel-Verl, 1980.
Sternberger, Dolf. “Das Vaterland.” Verfassungspatriotismus. Frankfurt:
Insel-Verl, 1990.
Sternberger, Dolf. “Verfassungspatriotismus. Rede bei der 25-Jahr-Feier der
Akademi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Verfassungspatriotismus. Frankfurt:
Insel-Verl, 1990.
Rousseau J.J..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Other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Trans.
V. Gourevit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Özkırımlı, Umut.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Hampshire: Macmillan, 2000.
Wittgenstein, Ludwig.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 G.E.M. Anscombe.
Oxford: Blackwell, 1969.
楊尚儒。〈兩種不同的憲政愛國主義 —Habermas與Sternberger概念的比較〉，
《臺灣民主季刊》，第十三卷，第二期。臺灣：臺灣民主基金會，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