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離》專題時事政治置頂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 Undergrad, H.K.U.S.U.

後極權下重讀哈維爾:虛妄中擁抱真相

2021 年 01 月 14 日

文◎蔡泯劻

引言——2020年重讀哈維爾的意義

步進後國安法時代,越來越多人談及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提出的「後極權主義」,《無權力者的權力》(下稱《無》)亦一書難求,筆者走訪了三四間書店,才覓得一本2018年的英文版。縱使如此,這本被指預言了三十年前東歐劇變的名著,在香港依然未有足夠討論,坊間大多數書評都只是走馬看花。

《無》本身捷克文的書名《Moc bezmocných》解作「非常無力」,後中文版跟隨英文版書名「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譯作「無權力者的權力」(亦作《無權者的權力》)。出版《無》不久後哈維爾就被捕入獄,《無》因而轉為地下刊物(самизда́т),以地下形式將哈維爾的思想散佈開去,持續影響更多捷克內外的抗爭者,《無》甚至被認為推動了東歐劇變。《無》為當時波蘭工人提供了理論基礎,堅實了他們的抗爭意志,奠定了之後成功推翻波蘭共產政權的團結工會運動。其後東歐極權像骨牌般逐個倒下,最終蘇聯亦告解體,繼而結束冷戰格局,《無》何謂功不可沒。

本身是作家及劇作家的哈維爾曾多次公開批評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下稱:捷共)所控制的親政府作家組織,因而被組織逐出後,哈維爾與其他不滿捷共的作家成立「獨立作家協會」,開展了他的政治生涯。1968年布拉格之春,捷共在改革派領導下拋棄蘇聯推崇的史太林主義,開始推行自由化改革,提出「人性化的社會主義」和新型社會主義模式。蘇聯其後聯同東歐集團其他衛星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武力推翻改革派,布拉格之春以失敗告終。此後,蘇聯的布里茲涅夫主義表露無遺,開始以文攻武嚇在東歐集團各國強推蘇聯模式,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亦變得更加高壓、獨裁,捷克斯洛伐克亦陷入接近十年的社運低潮。

1977年,哈維爾與其他文化工作者發起《七七憲章》聯署,要求捷共遵修赫爾辛基協議人權條款,1978年發表《無權力者的權力》,很快哈維爾被捷共持續監視及審問,不久就被捕入獄。身陷囹圄四年未有擊潰哈維爾,出獄後他繼續推動民主。促成1989年天鵝絨革命後,哈維爾成為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總統,「天鵝絨分離」後哈維爾繼續出任捷克共和國總統長達十年。

直至現在,哈維爾所代表的精神在捷克依然備受推崇,不少捷克政客都以哈維爾繼承者自居。現為捷克上議院最大黨、前身為哈維爾領導的公民論壇(Občanské fórum)的公民民主黨(Občanská Demokratická Strana)亦自稱繼承了哈維爾思想,該黨的捷克上議院議長韋德齊(Miloš Vystrčil)8月尾率團到訪台灣,更仿效「我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宣言,用國語喊出「我是台灣人」,表達捷克人會與台灣人並肩對抗極權,繼承了哈維爾反極權的外交價值觀。另一捷克大黨——捷克海盜黨(Česká Pirátská Strana)亦以哈維爾繼承者自居,海盜黨人賀吉普(Zdeněk Hřib)當選首都布拉格市長後,開始推動多項秉持哈維爾精神的政策,表達支持台灣圖博並反對中共,由推動首都布拉格放棄與北京、轉與台北締結姊妹城市關係,到恢復哈維爾時期於布拉格市政廳懸掛圖博雪山獅子旗的傳統,沒有哈維爾道統的海盜黨仍不斷強調哈維爾的反極權意志,足見哈維爾思想至今依然備受推崇。

後極權的特質

在談及哈維爾的「活在真相中」前,我們要首先解構後極權主義(post-totalitarianism;亦作advanced/late totalitarianism)。「後」一字並非否認其極權本質,而是指其與古典獨裁制(classical dictatorship)有不少本質上的分別,相較之下後極權更為狡猾,背後的統治手段更加高明複雜,這些特質使得後極權比古典獨裁政體更為「極權」,因此哈維爾將「進階版古典極權」稱為「後極權」。

/ 社會氣氛與歷史基礎

古典獨裁制下,社會持續帶有革命的思潮與恐懼氣息(revolutionary ethos and terror),熾熱的氣氛夾雜着大量暴力,但沒有歷史基礎的古典獨裁政體壽命短促;而後極權的社會穩定得多,政權亦有歷史基礎,唯後極權早已遠離其濫觴,當初的理念和思想往往已經名存實亡。

/ 體制運作模式

古典獨裁政體依靠武裝部隊作為權力來源,而後極權社會是一部自動運轉的機器,雖然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賣菜大叔,整個社會所有人都是這個機制的部件,但大家都會覺得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後極權社會中,沒有明顯的統治者與被壓迫者對壘,兩者之間甚至沒有界線。「大家都是體制要控制的對象,但大家同時都是體制的主人。大家是體制的犧牲品,也是體制的工具。」後極權的最終目的是維持整個社會機器繼續自動運轉,而非擁護權貴階級,因此所有人都只是體制的工具,身處於社會頂端的政要亦然。

哈維爾在〈故事與極權主義〉(Stories and Totalitarianism)中曾指出,後極權是由我們親身感受到的,而非透過報紙或電視告訴我們,極權的無形壓迫是發自我們體內而出的,始終每日殺人滅聲的成本太大,利用白色恐怖令不順從者噤聲更為有效。為確保社會機器繼續運轉,後極權需要連接起「人生意義」與「體制意義」,令人以為擁護制度就是人生意義,而意識形態就是連繫兩者的橋樑。哈維爾認為意識形態能讓人與世界之間產生似是而非的關係,欺騙極權制度的犧牲者及支持者,令其誤以為自己有身份、尊嚴及道德,而社會體制亦能繼續自動運作,因此後極權着重意識形態的滲透。

/ 活在謊言中的平庸之惡

後極權下,社會拋棄真相,選擇在政權堆砌的謊言中生存。意識形態無處不入,令人們相信「擁護制度就是生命意義」這類謊言,就算不認同也要假裝認同,又或者對身邊的荒謬視而不見,這也是哈維爾口中的「他們不用接受謊言,但他們接受了以謊瞞騙隱來生活,接受心滿意足地活在謊言中」,謊言鞏固、充實、構成了整個後極權社會。

筆者認為此處與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提出的「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不謀而合,當大多數人放棄思考,無意識地事事順從,就會將整個社會推向最極致的邪惡,而犯下最邪惡罪行的人,正正就是最平凡的人。就如鄂蘭在《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平庸的邪惡》所言:「政治中,服從等同支持」,哪怕你內心有多不認同後極權的謊言,只要你表面上奉承、服從、默許,你就是政權的擁護者。

/ 以法治之名

古典獨裁制下,法典亦無法約束獨裁者,獨裁者能夠肆意使用權力,無須為自己的行為多加修飾;但後極權則希望維持秩序,確保社會按照其安排般運作,因此會強調法典,但所謂法典只是後極權制度的工具,而非去約束政權、保障人民的生活。

除了作為後極權統治的遊戲規則,讓體制內各部份凝聚,使得社會順利運行外,法典亦是後極權掩飾的工具。後極權下的法典能欺騙國內外的人,讓他們誤以為體制並非不公義的後極權體制,同時為後極權的行動披上亮麗的說辭。如果未有顧慮到法庭及檢察機關被操控、律師未能為當事人全力辯護、囚犯遭受閉門審訊、執法機關濫權及凌駕於司法機關之上等的情況,人們很難但從法制發現端倪,後極權亦能營造公義得到維持的假象。

/ 反對派

與古典獨裁制對抗的反對派,是指有不同政見的政治力量,例如在野黨,有時甚至有與政權對抗的武裝力量,如游擊隊、革命組織。而在後極權的語境下,反對派的意涵更為廣闊,由體制內與當權者有利益或價值觀衝突的個人或黨派(如黨內的派系鬥爭),到任何令政權感到威脅的人和事(例如拒絕張貼政治宣傳畫的賣菜大叔),任何意圖活在真相中的人,都是政權眼中的反對派。後極權亦經常以「反對派」抹黑敵人,為其安插「顛覆政權」、「危害社會主義」、「受帝國主義操控」等嚴重罪名,務求令人不敢以反對派自居。

哈維爾提出異見者(dissident)一概念,而所謂的異見者具有五個特徵:不畏強權,表達出自己不服從的態度;其聲譽導致政府清算時他們會有所顧忌;工作本質及目標超越了自己的本行而涉足政治;着重文字的力量;具有犧牲精神。

雖然異見者看似專職提出異議,但異見者絕非職業,他們沒有立志成為異見者,他們只不過是一群來自不同範疇,因履行職責而與政權產生衝突,因緣際會在不自覺下成為了異見者。哈維爾希望異見者這概念套用至所有抗爭者身上,因為他們所作的與知名的異見者並無差別。

既然異見者沒有實質力量與政權對抗,為何政權還是如此懼怕他們,恨不得剷除所有異見者?哈維爾認為異見者是「真誠態度之泉」,儘管不是代表一股實際的力量,甚至政權亦不覺得異見者能推翻他們,異見者真誠的態度能讓人們意識上產生翻天覆地的轉變,啟發更多人放棄以謊言砌成的生活,轉而擁抱活在真相中的積極態度,並在某日拖垮整個後極權社會體制。

中國以不合比例的力度,選擇高調打擊香港抗爭代表人物,其實亦同出一轍。就以鍾翰林為例,警務處國安處兩度以國安法拘捕鍾翰林,首先於7月29日在商場被疑似便衣警察押到後樓梯要求解鎖電話,其後登門拘捕他,第二次更光天化日之下在美國領事館附近將其拐走,控告其分裂國家、洗黑錢等四罪並直接還押。鍾翰林只有19歲,此前擔任學生動源召集人,而學生動源本身規模不大,知名度亦不高,大多數人在鍾被捕前都未聽聞過學生動源,網上搜尋「學生動源」,搜尋結果絕大多數都是鍾翰林被捕的新聞。政權以不相稱的力度打壓,不少人揶揄「一個ᆷ靚仔都可以分裂你咁大個中國,你豆腐造㗎?」。誠然他們自身不能推翻政權,但他們作為抗爭圖騰,承載、弘揚的精神能啟發更多人覺醒,當更多人在思想上武裝,選擇活在真相中,這種思想上的改變最終會推動整個社會變革。政權懼怕的從來不是他們自身的武力,而是其散發出的精神。

/ 抗爭

對抗古典獨裁的手段,通常都是以實際力量與其較量,可能是造勢大會上支持者的數目,可能是公投中的得票數目,甚至可以是抗爭者的武裝實力。

但在後極權社會情況穩定,未有顯而易見的兩極化,亦未有陷入危機,而當權者亦非明顯地與被欺壓的人民對立。不論以武裝或非武裝形式抗爭都好,抗爭不會得到受催眠的社會同情,抗爭者亦會被後極權抹黑成顛覆政權、破壞社會安寧、從事恐怖活動等,繼而被社會孤立。

此情況就如香港2018年反一地兩檢的行動,由於當時社會未有明顯的兩極化,社會對西九龍土地被割讓不以為意,因此當時的抗爭未有太大反響,相關集會示威亦勢孤力薄;2016年魚蛋革命亦然,當時的勇武抗爭者未有收到社會同情,反而被政權抹黑成破壞社會安寧,甚至比描繪成帶有恐怖主義色彩。但一切都在反送中運動被平反,因為《逃犯條例》喚起香港人心底對中共的恐懼與不信任,社會陷入明顯的「支持/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兩極化對壘。因此抗爭能量逐漸凝聚,而社會亦慢慢轉移同情勇武抗爭者,甚至令魚蛋革命的勇武派亦被平反,政權對抗爭者的抹黑局限於親政府的同溫層內,未能令其他抗爭者孤立勇武抗爭者。

活在真相中

對抗以謊言堆砌而成的後極權,必須保持「活在真相中」(living in the truth)的態度,不放棄真相之餘亦要保持自己對生命意義的堅持,踐行自己所相信的價值。相比起抗爭心態,「活在真相中」更像是尊重生命、追求以有意義的方式去解讀生命,意義遠比抗爭深遠,他朝政權倒下,我們不需要再抗爭,何謂有意義的生命仍然是我們一生的課題。

哈維爾以貫穿全書的「賣菜大叔」作喻,如果大叔選擇與謊言過活,不加思索地順從政權的要求,在菜檔掛起共產標語,就算他未有理解背後的涵義,以希望別人認為他是好人、怕事為由胡混過去,賣菜大叔的行為都鞏固了後極權體制,增強了其認受性。如果大叔覺悟了,拒絕淪為極權幫兇,以活在真相中的精神追尋自己生命的意義,不再無意識地掛起自己不認為是真相的標語,就能揭破虛妄,產生改變的力量。

為何哈維爾經常以賣菜大叔作例子?因為他認為後極權下,反對黨等明顯帶有政治色彩的力量作用會逐漸式微,反而源於非政治範疇的運動會漸漸變得更有影響力。政權會不遺餘力地打壓反對政治力量,扼殺所有政治活動空間,因此原先高度政治化的反對勢力會走向下坡。與此同時,隨着意識形態滲透至每個範疇,非政治範疇中生活都會發生真相與謊言的衝突。當後極權的要求與人民追求的生命意義對立,人民就會提出不太「政治化」的訴求。雖然訴求本身不政治化,亦沒有政治綱領,但哈維爾認為訴求背後的抗爭帶有政治色彩,因為相關抗爭涉及個人追求自主的精神,可能導致社會脫離政權鋪下的軌道,因此成為威脅到後極權的政治活動。

如沒有單一地追求政治目的的抗爭,原先非政治的抗爭活動就會填補空缺,然後變成後極權的最大威脅。受《無》所啟發的團結工會運動就是例子,本身工人的不滿與訴求僅關乎民生,後來才延伸至爭取集會自由等政治訴求,而抗爭者亦開始組織工會,慢慢提出政治綱領,令運動持續壯大,最終成功推翻波蘭共產黨。香港先前的醫護罷工本身只是爭取醫護權益,希望政權能封鎖港中邊境,並且分派更多資源給醫護,但很快就出現政治化的傾向,而因為香港抗爭的重心及主軸暫時仍強調政治目的,因此醫護罷工未有醞釀成更大的抗爭運動。

哈維爾以布拉格地下搖滾樂團「宇宙塑膠人」(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被政權迫害為例,宇宙塑膠人原本只是一隊於布拉格之春後成立的搖滾樂隊,1970年捷共禁止樂團演出後,他們繼續以地下形式演出,一直未有涉足政治,唯1976年捷共以「有組織破壞和平」拘捕他們,樂團成員被判監或驅逐出境,因而引發多場抗爭。哈維爾認為捷共打壓宇宙塑膠人,並非因政見或信仰不同,而是兩者對生命有不同理解所致,樂團成員決定無視政權設下的限制,堅持以音樂活在真相中,正正是追尋生命色彩的態度令樂團與捷共產生衝突。

香港人應如何自處?

/ 建立平行結構

為保持活在真相中,哈維爾建議發展出維克力夫・賓達(Vaclav Benda;一位捷克天主教社運人士) 提出的「平行結構」(parallel structure)。簡單而言,即是在政權設立的制度外,建立另一套平行結構。由於現存的制度已經被後極權滲透、控制,希望活在真相的抗爭者未能加入或在現有制度發揮影響力,因此只能另立門戶,而哈維爾認為這個是必然發生的結果,平行結構只會隨時日增長,慢慢出現平行文化活動(如地下書刊、音樂會等)、教育制度、工會、外交甚至經濟圈。

反送中運動中出現了不少平行結構,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然是黃色經濟圈,現時香港經濟由財閥壟斷,而大多數財閥不是沒有表明政治立場,就是支持政權。於是有人提出黃色經濟圈的構想,呼籲抗爭者透過消費互相支持,甚至形成親抗爭者的資金鏈及供應鏈。以建立平行結構一手段,對抗受政權控制的舊有經濟圈。隨備戰2020年立法會功能界別選舉而起的工會浪潮亦然,此前大部份工會立場親政權,本身抗爭者以選票為目標籌組的新工會,亦漸漸成為在親政權工會以外的平行結構,開始發揮工會的真正作用,保障勞工權益。作為港大學生,畢業後亦可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在不同範疇建立平行結構。

/ 不斷提出司法覆核

縱使後極權下法典淪為政權工具,但哈維爾建議我們提出司法覆核追尋真相,這並非勸說我們對後極權法治抱有幻想,擁抱政權建構的謊言,相反,他認為不斷提出司法覆核是活在真相中的體現。透過提出司法覆核,挑戰政權的荒謬,我們能揭穿後極權最大的謊言,拆穿其面具。後極權需要裝作自己尊重法治,利用這個弱點,縱使我們深知不能讓法庭更改判決,提出司法覆核能讓大眾關注爭論的本質,而致力保持形象但又被逼作回應的政權,只能從肯定法治本質、或繼續以另一個謊言繼續遮掩中選擇,往往都會藏頭露尾而顯得狼狽不堪,因而我們能夠向公眾拆穿後極權的遮醜布。

/ 加入體制

哈維爾認為加入體制有三個層次。最低層次是正面回應後極權的要求歸安,將抗爭者的價值觀帶入制度之內,嘗試令體制承認這些價值觀,又或者從制度內改革。哈維爾認為此種加入體制的風險很高,一方面會令抗爭者心理不平衡,另一方面體制內改革往往也是半桶水,未能真正抹除後極權的統治。這些帶有抗爭與後極權雙方特徵的產物反而會模糊兩者之間的界線,有利有弊,一方面導致大家漸漸分不清何謂活在真相,何謂接受後極權謊言苟且過活,另一方面令政權「可以接受」與「不能接受」之間的界線更模糊,為抗爭開拓更多空間。

雨革後,曾有抗爭者宣稱要加入香港警察,令有良知的「白警」變多,漂白警隊這個大染缸,但最後在反送中運動,也不見這班「白警」的蹤影,有人甚至戲言這班「白警」已經變成最暴戾的防暴警察。香港抗爭者普遍都深知路西法效應有多厲害,亦未有高估自己的意志及能耐,不過筆者認為撇除武裝部隊外,是否加入諮詢架構等的政府體制仍然值得我們討論。

再高一個層次是分化體制,繼而令後極權體制需要依賴部份平行結構,使得社會更為開放。所謂的分化體制就是令後極權所建立的組織在壓力下解散或被邊緣化,而在未有新官方結構取代、同時有大量民間自發的平行結構之下,政權只能容忍相關結構繼續存在,甚至對其出現依賴,平行結構繼而亦能為自己正名。

這就如香港政權一定程度上依賴香港記者協會,也是出於親共的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被嚴重邊緣化,基本上毫無影響力,相信大部份讀者也對新聞聯聞所未聞,因此就算政權將記協視為眼中釘,先前的警察通例只能承認記協會員身份;但最近修改警察通例後,便以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GMNIS)取代記協與攝記協。至於哈維爾的分化體制是否可行,筆者認為短期內政權依舊需要大學學生會、非政府機構等平行結構,嘗試分化體制以增加生存空間亦無不可。

而最高層次加入體制的方式,就是自己取而代之成為體制,簡單而言就是由民間建立一個極為完善的平行結構,取代開始萎縮、消亡的體制。

筆者認為這亦即羅伯特・帕克斯頓(Robert Pazton)提出的平行政府(parallel state),建立非正式的類政府組織,繼而發揮政府的作用。現在看起來或許有點天馬行空,但這亦是香港抗爭者未來可以嘗試的方向。

現時香港主流抗爭者都對體制極度反感,但筆者認為撇除在武裝部隊以外,抗爭者加入其他體制是否有利抗爭依然值得討論。其實區議會亦是後極權下的體制之一,相信現在大多數抗爭者都會贊同參選區議會為有效的抗爭方式,除了吸取體制內的資源,同時亦可充分表現抗爭的民意基礎之外,亦能模糊政權的底線,為抗爭開拓更多空間。當然,其他體制性質與區議會不盡相同,而加入其他體制亦未必做到同樣功效,但我們應該跳出框框去思考更多可能性,在公眾層面進行更多相關討論。

/ 恪守專業

儘管未來香港會繼續變差,會有越來越多人選擇離開,政權的人口清洗亦會越發猖狂,但有一些專業領域始終會由香港人主導,而作為大學生,我們有更大責任堅持活在真相中,而恪守專業就是活在真相中。當我們不再無意識順從極權的命令,堅持只做自己相信的事,不背棄專業,就是揭破後極權虛妄的利器。

後極權時代下,首當其衝的必然是傳媒界、教育界及法律界。後極權下新聞自由必然受限,政權向主管施壓,主管向下屬施壓,迫令記者竄改報道內容,或禁止採訪敏感議題,打算投身傳媒界的港大同學,請謹記何謂專業記者,記者的天職就是以真相捍衛公義,因此堅持活在真相中,以報道還原真相就是恪守專業,就是與後極權對抗。

教育界是另一個重災區,近期的更改課綱就反映出政權加強對教育界的箝制,而文革式檢舉將會成為常態。先前九龍塘宣道小學教師被指散布港獨思想而被釘牌。倘若教師不認為新頒布的教材是真相,恪守專業的教師就會自行更改課程內容,讓學生能接觸到真相,同時亦不應背棄真相,舉報自行更改課程內容的同儕。

法典作為後極權的工具,法律界當然未能倖免,現時以政治掛帥的律政司已經會擅自撤控、申請加重抗爭者刑期、將親政權分子口中的「黃官」投閒置散。律政司對自身為極權管治工具的本質毫不掩飾,那希望活在真相中的法律系畢業生更不應加入律政司,背棄自己的專業,不再追求法治與公義,與謊言一同沉淪。

經過武漢肺炎一疫,大家都明白到就算是醫療界亦無法逃避政治。假設你是流行病學家,上司叫你秘密研究某種肺炎,並為政治目的偽造一份報告誤導公眾,試圖為政權擺脫責任。但醫護人員應對生命給予最大尊重,憑良心和尊嚴行醫,而將真實研究成果發布才是恪守專業,才是尊重生命的選擇。

/ 最低限度抗爭

當然,對於活在極權下的人而言,每每都以最大力度進行抗爭是不可能的,尤其要等待國際形勢有利抗爭、伺機而動借助外國盟友力量,無法單以本地力量推翻政權的人,靈活變通比起正面對抗更為有利。其實哈維爾在《無》都有提及靈活變通的例子,當年《七七憲章》運動後,捷共發起「反七七憲章聯署」為自己助威,迫令其他文化工作者簽署,試圖為自己營造民意基礎。部份人屈服選擇簽署,與政權助紂為虐;亦有部份人靈活應對,要求捷共首先提供《七七憲章》原文,希望知道自己在反對什麼,但將憲章列為違禁品的捷共當然不會同意,最後就不了了之。雖然未有參與《七七憲章》,但面對極權要求參與充滿謊言的「反七七憲章聯署」時,這班文化工作者拒絕與謊言為伍。顯然地,他們未有盡最大的努力去活在真相中,但他們依然以最低限度抗拒了活在謊言。其實抗爭方式有程度之分,每個人的覺悟程度有高低之分,高成本抗爭未必是最佳辦法,但我們應以「最低限度抗爭」作為底線,就算未能以最大程度活在真相中,也要堅守不屈服於謊言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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