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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稿】言論自由怎能討價還價?

2018 年 11 月 17 日

文/梓湉

香港的言論自由從未有過今日這般地脆弱。

自雨傘革命之後,中共與港府的輪番攻擊,使得香港人在「言論自由」這一問題上一步步妥協退讓。人們似乎習慣於政府對「言論自由」定義的操弄:「言論自由不能違反《基本法》」,「言論自由不能分裂國家」,「港獨沒有言論自由」。如果說這些被政府肆意解釋的「定義」,僅限於「口水仗」的範疇,那最近的幾起事件足以證明港府在行為上亦逐步異化成為一個共產黨式的言論限縮政府了。

近日,保安局以違反《社團條例》「危害國家安全及公共秩序」為由,取締持港獨立場的香港民族黨,而英國金融時報亞洲新聞編輯、香港外國記者會副主席馬凱(Victor Mallet)亦因在香港外國記者會年會邀請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演講而被入境處無理拒絕入境。同一時間,兩名流亡文化人士:作家馬建與藝術家巴丟草的在港活動,亦遭到主辦方阻撓。尤以主辦馬建演講的大館「自我審查」,以「不願成為任何個人促使其政治利益的平台」為由取消了相關活動,引發輿論譁然。假借「政治中立」之名,行「政治審查」之實,無疑成為了在港府授意下香港對待流亡人士與政治異見分子的「新手段」,在習近平獨裁的「新時代」下,號稱是「一國兩制」的香港正在急速地變成「另一個中國的城市」,而失去了自己作為「亞洲自由港」的地位。

在言論自由受到高度打壓而變得極為危險下,「言論自由」本身成為了一個可被討論的對象。近日,主張自由的媒體,如「端傳媒」、「BBC中文」等,分別就香港當下的言論自由危機進行報導,「端傳媒」更是開闢了討論空間,供讀者討論香港岌岌可危的言論自由現況。

在港大校園中,亦有學生團體試圖就「言論自由」話題展開辯論,他們以去年發生的李明哲案為基礎,爭論中國刑法中常被批評為「以言入罪」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是否應該適用於身處於中國的港澳台居民或公民,無疑是突破以往境況,立下了一個新的底線。

如果說「端傳媒」和「BBC中文」等媒體的討論仍限制在「言論自由應受保護」的前提之下,那這場辯論所要討論的,便是「言論自由該否存在」這一話題。誠然,「言論不自由」已然是中國愈發嚴峻的現實,且有蔓延至香港的趨勢,但是「言論自由的存在」本身,並不值得討論。現今二十一世紀,圍繞「言論自由應否存在」這一命題,僅有一個答案,那就是「言論自由應該存在」。筆者認為,「言論自由」屬於基本人權一部分,在現代社會的語境下,有如「地球圍繞太陽轉」或是「1+1=2」等命題,是不言自明的客觀真理。縱使是專制如中共,亦不能否認「言論自由」的價值,在聯合國人權審議會議上,它亦會宣稱自己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唯一不同的是,在所謂的諸如「中國特色」、「新時代」這樣的意識形態口號下,言論自由對中共而言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姑娘」,中共並不會尊重「基本人權」定義下的「言論自由」。

因此,具有普世意義的基本人權——「言論自由」並不應該,也不能作為一個可以放在談判桌上,放在辯論場上任人討價還價和妥協的「商品」。在此,我將以賽亞伯林(Isiah Berlin)的「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來定義作為基本人權的「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免於他人干涉個人行使的自由,它是一種恆常的狀態,與生俱來,持續存在,直至死亡。誠然,「免受他人干涉」亦意味著「不干涉他人」,言論自由的限度,應建立在一種客觀的「群己權界」的基礎上,對言論自由的限縮亦只能建立在「個人對個人」的「私」的層面上,而非國家用以讓人「閉嘴」的藉口。在政治學界與政治實踐中,「言論自由」的邊界往往非常狹窄且清晰。以美國為例,不受言論自由保護的言論通常只有(一)誹謗中傷,(二)針對特定群體的「仇恨言論」。而中共強調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和港府強調的「分裂國家」等言論,均屬於「政治性言論」,是受言論自由保護最廣泛、最常見的一種言論。在美國,最為極端的「焚燒國旗」都是屬於受保護的「政治性言論」,若放在中國和香港,早就因觸犯《國旗法》而被定罪量刑了。

誠然,關於「言論自由」的界定充滿曲折,是一個循序漸進,且成形不過五六十年的過程。也就是說,「言論自由應否存在」這一命題,亦曾經是一個可被辯論、可以商榷、可用來討價還價的話題。但是,對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而言,所有圍繞「言論自由應否存在」的問題,都已經被充分,徹底地討論完成了。在《世界人權宣言》、《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國際人權體系下,「言論自由」被界定為即使在緊急狀況下都不能被剝奪的「基本人權」,在國際法體系下,「言論自由」不僅應該存在,也必須存在。這並非一蹴而就,而是數百年來,十數代人不懈努力的結果。「言論自由」作為基本人權,是國際共識。因此,譴責「言論不自由」,捍衛「言論自由」亦是國際共識。

回到辯題和李明哲案本身,前述的港大學生組織「海峽尋新香港論壇」在是次辯論活動中提出的辯題為是:「中國大陸的言論限制是否應該同等地適用於大陸境內的港澳台人士」,僅從法條本身及港台的經驗而言,香港人雖與中國同屬一國,但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上,香港人受《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與《香港人權法案》的保護,理論上,在中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未正式引入香港之前,此一罪名並不能用於檢控港人。對台灣而言,則更為荒謬,這亦是李明哲案之所以爭議巨大的原因 —— 現階段下,台灣與中國分別受治於兩個不同的政府,擁有兩套不同的憲法和法律體系。且不說身為民進黨黨工的李明哲的政治追求是「台灣獨立」,李明哲身為「中華民國公民」的政治效忠對象是身處台灣的「中華民國」,而非身處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既非中國公民,何以會因「煽動顛覆中國」而被懲罰,實在是令人難以理解。

因此,李案本身應被歸為「中共政權的非法綁架與非法拘禁」,對李明哲案的任何討論,應局限於對這種粗暴行徑的譴責,而非去合理化中共「因言入罪」,「限縮言論自由」的行為,更不要說將這一個案放大為一個普遍化的命題,變成「言論自由是否存在於居住在內地的港澳台人士」的圍繞言論自由存廢與否的論爭了。在未譴責中共暴行前,便去論述中共打壓言論自由的適用性,令辯論者抑及聽眾均墮進了極大的道德困境:自覺或不自覺地為一個極權體制辯護,或是默認了極權體制本身的正當性,而陷入了「平庸之惡」當中。這就好比為納粹辯護「屠猶」的正當性或是為斯大林辯護「大清洗」的正當性一樣,辯題的提出本身都可以被視為仇恨言論,繼而成為一種有害的行為。尤其是在當下香港言論自由岌岌可危的狀態下,在大學中提出辯題,會造成公眾對「言論自由」認知上的迷惑,從而進一步瓦解香港民眾對「言論自由」的尊重與捍衛。

儘管最新的消息表示,該學生組織因辯題的爭議性決定取消此次辯論,但辯題本身應該讓任何一個理性的個體都去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國際人權法體系已然建立數十年的當下,「言論自由」真的是一個可被商榷、討價還價的籌碼嗎?儘管香港的言論自由岌岌可危,但香港人真的應該妥協,規訓於中共的言論限縮體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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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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