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彌留之城》專題置頂訪問

香港與台灣:民族主義的晚進者 —— 專訪蕭阿勤

2018 年 07 月 11 日

訪、文 / 陳凱瑩

攝影 / 盧建君

蕭阿勤,現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曾任該所副所長,1980年代初在大學唸中文系。當時身為大學生的他處身在一個人民開始激進地挑戰國民黨統治的後美麗島時期,他目睹一大批台灣政治反對運動份子被逮捕,並開始接觸國民黨禁賣的黨外雜誌,令他慢慢開始了解政治是什麼。然而,他卻感到自己與當時身處的大學課程漸行漸遠,他在大學唸古典文學的同時,每天卻面對著當代社會的動盪,這種兩極化令他感到抽離。於是他毅然選擇在大學畢業後轉讀社會學,並開始從事文化政治研究相關的工作。

從唸研究所開始,蕭阿勤老師便積極研究台灣在國民黨統治下政治與文化的變遷,由理解國民黨為何統治台灣及其限制,以至研究台灣的民主化歷程,都是蕭在大學畢業後的研究範疇,他更把研究結果集結成書,出版了《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和《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零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等書籍。他坦言若沒有80年代的社會變動,並不能成就今日的他。從他眼見七十年代台灣文化菁英談「我們是中國人」,到美麗島事件發生後,一眾文化菁英放棄了早期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民族主義認同,都能夠看到社會一直在推動台灣的本土意識,進而建構台灣民族主義,擴展至主張台灣獨立。就讓我們一探蕭阿勤老師透過本土語言、文學和文化三個面向所分析的台灣民族主義,並了解他對這個時代的看法。

文學的身分

在後美麗島時期受政治啟蒙的蕭稱自己為「台灣80年代之子」,他提到1980年代初開始是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蓬勃發展的時期,不少人文知識分子如作家、文學批評家、台語復興運動者和歷史研究者都以論述開始建構「台灣民族」的概念。

然而,從台灣被日本殖民開始便已有文學和語言之間的爭論,由1920年代台灣文化菁英提倡以中國白話文寫作的新文學運動,發展到1930年代「鄉土文學」和「台灣話文」的倡議,都反映著台灣知識分子不斷反思當時殖民地台灣的特殊處境,以及台灣與中國的關係。隨著國共內戰結束、台灣被國民黨統治後,一些外省知識份子和台灣文化菁英之間關於台灣人是否被殖民統治「奴化」的爭論,反映了後殖民社會中民族意識與地方意識之間的緊張關係,這也顯示了台灣的文化有其特殊性。隨後的1970年代更出現了「鄉土文學」的潮流,一眾鄉土文學作家事實上具有中國民族主義色彩。直到美麗島事件發生,1980年代開始,台灣文化民族主義才在文學領域迅速發展,不少台獨立場的作家和文學批評者致力於建構「台灣民族文學」,當中的「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存在著互相對立的關係。

從歷史的洪流中所見,「台灣文學」的身分問題一直與「國家」扯上關係,卻也曖昧不清。在1980年代前台灣處於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下並沒有「台灣文學」這個概念,蕭談到,「凡事講到台灣都很敏感,例如以前各種社會組織的名稱,都一定是『中國某某協會』之類,不能講『台灣某某協會』,不然就可能會有政治上的麻煩。」在國民黨的統治底下,凡是用「台灣」做稱謂都被當成「政治不正確」,國民黨的威權刻意排斥具有台灣意識的事物。因此在1980年代帶有反國民黨意識的文化工作者在標舉「本土文學」、「台灣文學」時存在著一種政治挑戰的意涵。在1964年創辦的「笠詩社」和吳濁流開創的《台灣文藝》,到了1980年代之後,都逐漸聚焦於台灣文學的「去中國化」,堅持以「台灣意識」為刊物的中心原則,使文學回歸台灣本土。當冒著入獄風險的台灣文化工作者不惜一切去彰顯台灣文學的獨特性時,令台灣意識逐漸與中國意識無法相容。

就台灣的脈絡而言,台灣文學既帶有政治反抗意味,亦有著反抗中國中心主義的概念。直到1990年代下半葉,台灣的民主化令社會大眾慢慢熟悉台灣文學的概念,並把「台灣文學」對應到國家——「台灣」,但同時在「台灣文學」概念普及化的同時,當中的政治意味亦逐漸減少。蕭提到「在政治敏感的年代,劃清身分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當群眾把名稱對應到自己身處的政治統治區域,便預示著社會大眾逐漸衍生清晰的「國家」概念,「台灣民族」或「國族」的意識亦得以進一步發展。

語言:內在的困境

除了文學,語言亦是建構一個民族的重要因素。蕭指在台灣被滿清統治期間,大量漢人移入台灣,其中主要來自中國福建和廣東兩個省份。滿清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戰敗並割讓台灣給日本時,台灣大部分人口都是以「福建人」、「廣東人」、「漳州人」、「府城人」、「鹿港人」的分類來區分彼此。在殖民統治下,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產生了對立,從而衍生出「台灣人」、「台語」、「台灣話」的概念,其中的「台灣人」主要指的是漢人,而「台語」或「台灣話」則指稱台灣本地主要的語言,亦即福佬話。這種分類被認為是被殖民者在外來殖民者統治下所產生對自己集體身分的認同感,而「台語」、「台灣話」亦被視為真正的台灣本土語言。

「語言使用」在台灣一直是長久的政治議題,1980年代的台語復興運動便是希望挑戰以北京話為基礎的「國語」做為台灣唯一合法官方語言的地位,並復興台灣本土語言,包括台語(福佬話),亦希望藉此掃除「中國文化的毒害」並呈現真正的台灣文化。然而在建構台灣意識的同時,以多個群族組成的「台灣人」亦因此存在著內部的對抗。當以福佬話為母語的民族主義者以自己的語言重新定義台灣民族時,説客家話的民族主義者即有所不滿,客家人開始感到被排斥、被邊緣化,質疑為何福佬話能獨佔「台語」這個名稱。「語言是人們認同中很重要的因素,這種情況出現後便會衍生出我們怎樣稱呼一個語言、怎樣劃分語言差異等問題,而這種問題就是政治的問題。」蕭道。

從不同的復興台灣本土語言的運動中不難看見台灣民族主義者挑戰國民黨「獨尊國語」的語言政策,而對他們來說,語言更是構成台灣民族的重要基礎,是一個民族不可分割的要素。總之,語言問題存在的內在困境是在於如何平衡民族認同和族群平等,每當一個族群要利用文化爭取主流位置時,社會內部人民之間的差異成為了一大難題。在解決這種問題上,蕭指在台灣已經經歷三次政黨輪替執政,行政院也設立了原住民族委員會、客家委員會,以及政府推動的不少多元文化政策,以協助社會各個族群融洽相處,無疑對舒緩族群間的緊張關係有所幫助。

無意識的文化與認同建構

蕭在訪問提到社會上原本無意識所產生的大量文化都在民族的身分認同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社會中老舊的、原本沒有人在乎的東西,都可能成為有意識的文化建構的對象,我們小時候可能沒有人在乎的東西,一旦有了政治刺激都能被拿來當作重新認識自己的一個基礎。」蕭以香港作例子,指香港人早期談到「香港」二字,或許只是一個日常生活的稱呼,並沒有任何政治內涵。然而在特殊的政治情境下,與「香港」有關的普通事物則可能成為一個區別自己與他人之間差異的標籤,具有強烈的政治意味,台灣亦然。當國民黨從1945年開始威權統治後產生「本省人」與「外省人」區分,以致後來具有「台灣」色彩的事物成為禁忌,有強烈且清楚的反國民黨意味。蕭指政治是身分認同內含意義轉變的關鍵:「一旦人們感到有不平等的存在或權力被剝奪時,你就會感覺到當中的差異,而對於剝奪者是誰、誰在壓迫我們也會特別敏感。到時候你就會開始注意『我是誰』,我究竟要靠什麼來證明『我是誰』。」這時候原本無意識的文化便成為了有意識的身分認同的重要基礎。

「從前不起眼的、覺得沒有意義的東西,現在看來都變得很重要。」蕭道。無意識的文化生產在沒有政治刺激的前提下或不能成為民族主義的棟樑,然而一旦人們察覺到自己的身分認同與他人存在差異的同時,無意識的文化便能被有意識引用為重新定義自己的一個基礎。例如台灣1970年代時大量的鄉土文化、民俗傳統等都能在政治刺激下有著全新的定義,令無意識變成有意識。

世界民族主義歷史的晚進者:台灣和香港

蕭在《重》一書中曾引述Hroch所提及的民族主義運動的三個階段,分別是:

(一):菁英份子專注研究族群的語言、文化、社會,甚至歷史特徵,並散布宣揚對這些特徵的理解和認識;然而卻並無提及民族的政治訴求(甚至不相信族群能發展成民族)。

(二):出現了一批新類型的活躍份子,藉不同的行動以「喚醒」人民的民族意識,爭取更多族群中的成員,以支持在未來創造一個新民族國家的政治計劃。

(三):大多數人開始重視民族認同,群眾運動亦因此成形。

若以上述三個階段對照台灣的話,對蕭而言,台灣在世界民族主義歷史中卻屬於晚進者,而且具有政治異議傾向的台灣文化菁英投入文化民族主義運動的時間,晚於政治反對運動。台灣在1980年代時才有政治反對運動份子以民族主義挑戰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因而激發不少台灣的文化菁英份子(文學家、歷史學家、民俗學家等)開始挖掘屬於本土的事物,從文化上尋找自己的根,繼而又激發更多的政治活躍分子主張台灣意識、提倡台獨。直到1990年代之後,普遍的台灣民眾才比較明顯開始轉向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從而發展至民眾開始覺醒的時代。

蕭以台灣的狀況比照香港,他指:「香港最近兩三年的狀況給我的感覺很像是台灣的後美麗島時期。」不少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份子和文化菁英在美麗島事件前本來只談「鄉土文學」、「鄉土文化」,然而發生了美麗島事件後各界菁英才開始討論「本土」。「當時本土和鄉土的意涵則不太一樣,鄉土代表的是我們是中華民族或中國這片地域裡的鄉土。可是你講本土的話就是講『我們』,我們沒有別的故鄉,我們的故鄉就在這裡,是本土。我們上面再沒有一個『中國人』的帽子,我們台灣人就是台灣人。」從後美麗島時期開始台灣人對自己本土文化和本土認同逐漸清晰。若比照香港,在雨傘革命後大量的文化菁英份子衍生,香港意識論戰的發展亦慢慢從後雨傘時期變得蓬勃。「我們是香港人」的意識由曖昧不清變得一目了然,香港意識與中國意識在那時變得明顯對立,並開始與其抗衡。蕭認為香港在民族主義發展中是一個比台灣更晚的晚進者,當中的政治民族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是一併開始,一併覺醒,同樣可視為世界民族主義歷史進程的晚進者。

中國的困境與威脅

筆者在訪問中提到當香港和台灣都正在以文化民族主義建構自己的民族時,中國卻利用民族主義當中的文化純真性宰制香港和台灣。「一個專制極權的國家為了掌握權力、統治一個地方、統治一群人的時候,政治手段往往無所不用其極。中共為了想把香港統治得好一點,甚至想統一台灣,這樣一點都不奇怪。」中共近年不斷透過不同的渠道,如網絡、書刊、傳媒等把中國的意識形態灌輸到香港和台灣。蕭指雖説現今兩地都是所謂民主社會,然而面對這種情況,香港和台灣卻岌岌可危。雖然自由民主的社會有自己一套的保護機制,然而當其在面對中共極權專制有組織性的滲透攻擊時,卻無疑處於弱勢。「民主自由社會中的政府與民眾在面對這種事情時應該有一定的敏感度和具體應對方式,然而相對上來說,民主自由社會的開放也使其具有相當大的風險。」民主自由社會的開放令人民得到相對的保障,但卻無疑成為了極權統治國家攻擊的缺口。

蕭指中國從民國時期以來,包括國民黨政府都希望以「中國傳統文化」來形塑人民認同「我是中國人」。現今香港某部分人常以「愛國愛港」四字綑綁香港民族主義的發展,蕭認為這與台灣國民黨政府1970年代開始所講的「愛鄉更愛國」大同小異,他稱「從民國時期開始,中國的政權根本帶了威權統治的色彩,甚至帶了法西斯的色彩。」他又指從清末民初開始,中國一直面對的問題是「到底是救亡比較重要,還是啟蒙比較重要?不擇手段地把衰敗的傳統中國救起來比較優先,還是啟發民智、追求民主比較優先。」然而歷史告訴我們,中國一直以救亡為優先,「中國只要強大,不論什麼手段都好;中國只要有富有,強大得能跟世界的強權互相競爭,中國人站起來了,不管民主不民主,啟蒙並不重要了!」中國現今常強調的「中國夢」、「中國復興」等與從前同出一轍,其所面對的困境依舊,因此當中共選擇不斷壓抑民主自由、打壓異見人士,為的就是「救亡中國」。

「這一切從來沒有便宜的事情。」

蕭指出,中國對台灣的企圖很明顯,但台灣經歷的國民黨威權統治、白色恐怖時期顯示民主自由追求的可貴。在面對現今香港和台灣不斷被中國宰制的情況下,蕭提到過去台灣在追求自由民主時少數勇敢而堅持的活躍份子帶來的啟示。他表示在面對中國這個強大的壓制者時,台灣在追求自由民主的路上已經有幾十年,一開始亦有不少政治反對運動份子被視為叛亂份子、異類,當時的社會只有少數人願意正視他們的聲音。因此大規模的改變總是不容易的,當沒有人願意站出來時,大部分的群眾都是敢怒不敢言。但「歷史上的變遷難以預料,常常不是始於一大群人的轉變,而是來自少數勇敢者的開啟。」蕭認為大多數的改變都是從少數人開始,在早期台灣的白色恐怖底下,極少人願意支持公然挑戰國民黨的政治反對運動份子。因此在爭取民主自由的進程上,蕭說道:「非常清楚,這一切從來沒有便宜的事情。」

眼見中共的妄自尊大,不斷對港台兩地施加宰制,蕭表示若這種情況持續下去只會如《1984》小說般發展,是活生生上演的《1984》。蕭說道,做為學者,他選擇透過分析論述,呈現威權統治下人們的文化反思與抗拒。「我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政治)運動份子,我只是告訴你歷史是這個樣子、政治是這個樣子、現實就是這個樣子。」他的研究與訪談透露的是:一個地區的民族意識的發展,有賴文化菁英份子逐步建構,透過論述為一個民族定下無堅不摧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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