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彌留之城》專題社會文化置頂訪問

「為什麼要等英雄解救我們?」—— 專訪李惠仁導演

2018 年 07 月 07 日

訪、文 / 陳凱瑩

攝影 / 盧建君

李惠仁,既是台灣的獨立導演,亦是獨立記者。如此強調「獨立」兩字,皆因他拒絕隨波逐流,一直特立獨行。從《不能戳的秘密》、《薛西佛斯.exe》、《蘋果的滋味》等紀錄片,到今年上映的《并:控制》,他不但揭發了一連串台灣的社會問題,亦積極梳理港台被中共打壓的現實。這樣背叛世俗,無非是因為他選擇站在真相一方的堅持。

是的,他選擇了真相,但又有誰站在李惠仁那方?他在《不》裡揭發台灣農委會官員涉嫌隱瞞禽流感的疫情,台灣行政院立刻針對李而推出了「李惠仁條款」,規定市民不可私自對外公布疫情;當他決定探討中共如何控制港台兩地,到香港為紀錄片取景時,卻被香港政府拒絕入境。然而這一切仍然沒有動搖他揭露社會黑暗的信念,拍攝紀錄片對他而言是一種痛快,他不為誰而做,不對誰卑躬屈膝。當他選擇了真相的同時,紀錄片也選擇了他。

紀錄片:生命旅途的註腳

李惠仁導演並不諱言,當初之所以會選擇傳媒工作,和其他人一樣,只因為對這個行業有著憧憬、理想,渴望透過傳媒去書寫更多的故事,把更多的聲音和價值傳到社會的每個角落。可是,當了十五年電視台記者,他卻選擇了在2008年2月18日那天請辭。那天是台灣前副總統連戰孫子出生的日子,當天全台灣的新聞頻道前二十分鐘都在播報連戰當爺爺的畫面,就是那天他親眼見證著電視台的墮落。「我在當天真的覺得很難過。」他質疑著為什麼他所關注的新聞不再是民眾所關心的、為什麼窮極無聊的新聞要花那麼多社會資源跟篇幅去做報道,他糾結著究竟傳媒應該要做的事情是什麼,於是他便在當天遞了辭呈,「不幹了!」

李向電視台請辭後,便開始做不同的深度報道,更開展了他拍攝紀錄片的生涯。他提到從前在電視台一節新聞時段很少,根本無法將眾多故事在那麼短的時間內交代清楚。但若以紀錄片的形式記錄,不管是篇幅、採訪、調查方式等都比新聞媒體來得更深入。李說無論是以前當記者,抑或後來拍攝紀錄片,他都很珍惜每次去採訪的經驗,因為他能夠以短時間之內得到受訪者淬煉一輩子的智慧、精華,「你不覺得那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嗎?」對他而言,每件事、每個受訪者都是他生命中一本又一本的書,就算那個是自己討厭的人,都是一本「很棒的書」。

事實上,紀錄片導演是一份危險性極高的工作,因為在拍攝過程中,根本無法預料自己的安危。早在太陽花學運的時候,李就因為拍攝而被逮捕,更被警方控訴妨礙公務的罪名。「新聞自由是人民最基本的[權力],你怎麼可以用這樣一個警察職權行使法來牴觸?」他坦言警察執法的時候無疑是有不恰當的地方。然而,紀錄片於李而言是「書寫人生的相簿」,他認為無論是國家的春夏秋冬抑或社會的陰晴圓缺,都必須靠不同的人將其中不同事件的面貌集體書寫,而拍攝紀錄片就正正是記錄的其中一部分。因此無論在過程中遇到任何的不愉快的事情,都是生命旅途中的註腳。他更形容紀錄片能逐步將不同事件的拼圖還原,向觀眾呈現時事的不同面向,令觀眾更能夠貼近事件的真實,是一件非常痛快的事。

《并:控制》的製作背後

早於2016年,已經有香港電視台找李合作拍攝反共紀錄片。李憶述當年經過時表示,其實在香港老闆找上他之前已經找過兩名台灣導演,但是該兩名台灣導演擔心未能到中國發展,而拒絕了合作。直到2016年的台北電影節中,李執導的《蘋果的滋味》獲得了「媒體推薦獎」,他發表的得獎感言成為了香港老闆找上他拍攝反共紀錄片的契機。

「還好我在台灣,如果我今天是在對岸的話,我可能會被自殺被失蹤。為什麼?因為《蘋果的滋味》講了對岸不能講的事情:台獨、藏獨、疆獨、法輪功、六四天安門大屠殺,全部都講了。非常感謝台灣有那麼多的民主前輩,奉獻他們的生命,付出他們的青春,讓我們今天在台灣,自由可以跟呼吸一樣的自然,我們不用被迫説,中國一點都不能少,我們不用被澄清説我是台獨。」

李惠仁導演的敢言,令原本認為台灣導演都是「孬種」的香港電視台刮目相看,當香港電視台正在疑惑為何台灣在經歷了三次政黨輪替後,卻沒有導演拍攝相關的政治紀錄片時,李的出現恰恰成就了《并:控制》的誕生。

然而,這合作路上並不是一帆風順。當香港老闆沒有信守當初與李定下「不能干預拍攝及製作過程」的約定時,李便要求與其解約,並將第一批款項還給香港電視台。其後,他便決定開始在網上做群眾集資繼續完成這部紀錄片。問到李為什麼在解約後仍決定繼續拍攝時,他表示「因為這部紀錄片代表著我們一直在捍衛的價值:民主和自由」。他坦言無論是當初與香港電視台合作,抑或之後的集資都是在「虧錢拍這部片子」,然而他認為民主跟自由的價值是應該宣揚的,因此無論如何他都要把這部紀錄片完成。在上映之時,更把版權開放公眾,讓公眾能夠於網上免費觀看紀錄片,透過這樣的方式讓公眾明白民主自由最可貴之處。

恐懼源於恐懼本身

說到拍攝這部紀錄片最困難之處,李惠仁導演認為是「恐懼」:不是他自身的恐懼,而是拍攝對象的恐懼。在整個拍攝過程中,當李要找不同的人來做訪問、談及不同論述的時候,總有不少人拒之門外。他舉例:「我們想找到中國發展的台商,然而前前後後找了三個人,他們已經退休了,亦把經營權交給下一代。我只是想透過他們的親身經驗來告訴大家中國政府是如何用查稅來控制台商。可是他跟我們說不方便,因為他害怕被報復。我們説只會把他做成剪影還會做變聲,他還是說不行,因為他説只要他們(中國)聽到我講的內容是什麼,他們就知道我是誰了。」那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恐懼,當人在任何時候都被監控著時,少不了的便是自我審查,那種恐懼導致不少受訪者無法親身敘述事件。李無奈表示「台灣人不敢,香港人也不敢。這部片子最困難的除了資金之外,就是拍攝對象,他會害怕。」只要是碰觸到中國不願談及的政治,恐懼都會導致拍攝過程更寸步難行。

除了恐懼,受打壓亦成為這部紀錄片的遺憾之一。去年5月,李到香港拍攝有關主權移交二十年的片段時,還能順利進入香港境內,然而在十月,李與香港電視台解約並開始網上集資後,香港政府便不讓李入境。「你在網上集資,你大概要將你拍攝的內容告訴大家,所以就有人看到說,原來你要拍台灣、香港跟中國的狀況,從那個時候就開始進不去了!」李無奈笑道。他從小便很喜歡香港,在早期的台灣,男生只有在完成兵役後才能自由出國,李指在他服完兵役後第一個簽證便是港簽,他認為香港給他的印象是「動感之都、東方之珠,一個充滿活力的地方。」他說就算那時候香港還是殖民地,但卻擁有著自由、法治。反觀現在的香港,「什麼時候香港跟中國一樣呢?」李譏諷道。香港信誓旦旦表明自己是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現在卻淪落到不允許關注民主自由發展的人入境,無疑是香港的倒退,未能入境亦令李深感遺憾。

從紀錄片看到的真相

現今香港傳媒備受中國打壓的情況遠比台灣嚴重,銅鑼灣書店便是一例證。當大部分人包括筆者只得知銅鑼灣書店有可能在台灣重開之外,並沒有得到任何關於林榮基的其他消息時,李卻告訴了筆者所謂事實的另一面。

銅鑼灣書店事件由2015年10月發展至今仍撲朔迷離,不但引起國際間的關注,更影響著香港的言論和出版自由。現在的銅鑼灣書店已經無再營業,但門口卻寫滿了支持銅鑼灣書店的話語,不少人仍希望能夠碰一碰運氣,再進去一探究竟。然而,李在訪問中道出了一個奇怪的現象:「你不覺得很奇怪嗎?在地鐵站出口斜對面的精華地段,如果是我擁有那個房地產,我應該會趕快把他租出去,為什麼還在空在那邊?」本是輕描淡寫的一句話,箇中的原因卻令人不寒而慄。「因為林榮基跟我說那個鋪位已經被中國共產黨買走了,都買走了!(中共想)在結束案件之後就讓林榮基回去當店長,然後就變成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基地,專門做監控,還要每個月幫他(中共)寫報告。」或許人們現在只能目睹書店的門口,也有不少人會在門口拍張照,憑弔一下。然而,根本沒有人知道原來只是一門之隔,前方卻是中共監視香港的據點。

其實不論香港抑或台灣都出現了人民被中共非法逮捕的情況。由香港的銅鑼灣書店事件,到台灣的李明哲事件都反映著中共開始公然打壓港台兩地,不斷營造白色恐怖。《并:控制》中提到1967年美國的心理學家G.R. Stephenson虛構的制約實驗則恰恰反映著現實:

「科學家把五隻猴子關在一個籠子裡,裡面有一條樓梯,樓梯頂端有一梳香蕉。當第一隻猴子爬上梯子想要拿香蕉,科學家立刻用冰水噴灑所有的猴子。接下來當第二隻、第三隻、第四隻、第五隻猴子爬上去的時候,結果都一樣:科學家處罰所有的猴子。於是久而久之,只要有那一隻猴子膽敢想要爬上樓梯拿香蕉,一定會被其他四隻猴子圍攻。

當籠子裡面的五隻猴子,都不敢上樓梯拿香蕉,這個時候科學家抽換了一隻新的,當這隻新猴子看到香蕉,立刻爬上樓梯想要去拿,結果被其他四隻猴子立刻制止並圍毆了一頓……」

「控制」會有三個層次:第一是機構審查,第二是互相監督,第三,也是最高的境界:自我審查。傳媒是一個很重要的傳聲筒,能夠把一件事的不同聲音、面向傳給民眾,然而當中國控制傳媒,民眾也順帶被馴服,就像那個實驗的猴子一樣。到了最後,中國已經把傳媒收編完畢,即便他沒有進行任何處罰,傳媒都懂得自我審查,猶如銅鑼灣事件,到最後甚至再沒有傳媒播報任何後續的發展。無論是銅鑼灣書店還是李明哲,李惠仁都看到了一個共同之處,就是民眾的自我審查。「有人還是會説:反正你不要罵他(中共)、不要惹他,你就不會被抓。誰叫你要賣禁書?誰叫你在網絡上面罵中國共產黨?人們就是會有這種偏安的心態:只要我們不要去碰香蕉,不要去碰民主就好了。」看著台灣政府在對抗中共的無能為力和香港政府被共產黨控制的無法自主時,李很是唏噓。「天啊!我們是一個有民主自由的國家,怎麼連我去批評這樣一個政治體制也不行?我就會被抓?更何況我不是在中國,我是在台灣。怎麼會這樣?」種種都是李從拍攝《并:控制》所看到的社會現實。

「這是我唯一能做的,也是應該要做的。」

《并:控制》反映著現今的社會風氣趨向「恐懼」,越來越多批評中共的人士被打壓和逼害,被問到李會否擔心自己在台灣的言論和製作會被中共報復時,他坦言並不擔心亦不害怕。「我小時候寫文章,不管題目是『我的家庭』還是『我的學校』,最後的結尾都是『我們要消滅萬惡的共匪,解救大陸同胞,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我們那時的教育就是這樣,哪一個沒有罵中國共產黨?哪一個不是意圖顛覆國家政權?如果要這樣子講的話,很多人都會被抓。但是沒有什麼好怕的,就不要去啊,反正他也不讓我去,哈哈!」他笑道。

眼看著身邊朋友屢屢遭受中共的壓迫,李卻毫無恐懼;面對強權,他更選擇用自己的方式告訴民眾自由的可貴。他認為人的心是最自由的地方,「只有一塊有呼吸、有心跳、有溫度的土地才能夠孕育出最大的創意。」當一個人開始自我審查,為自己劃下界線的時候,將會連自由做夢的勇氣都失去,不僅僅是這一代人會在這無形的牢籠裡過完一生,甚至無數的後代仍然要過著同樣的生活。「那是很可怕的。你看,台灣民主化三十年,從前我們也有言論、思想審查,可是當那麼多人為了民主自由犧牲生命,我們今天能夠自由地在這邊談論你想談論的事情,那為什麼要往回走,讓你的後代,以後的小孩過那樣的生活呢?」他明白現在很多創作者會考慮前途而自我審查,畢竟中國市場給了創作者很多的「優惠」,然而當創作者「背靠」中國則必須放棄其最重要的價值,繼而被中共馴服。對李而言當創作被恐懼牽著走,便已再無意義可言。面對強權,選擇公開真相的做法是責無旁貸,更是必須要做的,且民主自由的價值更不是金錢能夠衡量的。因此李堅定不移地表示「我們要永遠跟雞蛋站在一起」,因為權力會讓人腐敗,因此他必須用自己的方法監督他們。「面對中國這樣一個強權,我的拳頭也沒有比人家大,對不對?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拍片,透過這樣一個電影告訴更多人,那是我能做到的,也是我應該要做的!」

為什麼要等英雄解救我們?

面對越來越多學生參與社會運動和政治犯年輕化的趨勢,李深感難過。他表示無論是美麗島事件抑或蓬萊島事件,參與社會運動的人都已經是社會上的中堅。在李的學生年代,他也曾參與過社會運動,「我們到中正紀念堂那邊靜坐抗議,晚上四下無人的時候就買了一瓶噴漆到處噴,在牆壁上噴『幹!國民黨去死』之類的。」

無奈眼看香港很多年輕學生都因參與社會運動而成為了政治犯,更直接被起訴判重刑,他倍感心疼。年輕人與政權的對抗,令李看到了兩極的影響:判重刑是為了讓民眾恐懼,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他認為當那麼多年輕學生為了社會的未來站出來、捍衛他所堅持的價值和理想,甚至無懼成為階下囚的時候,卻能激起民眾爭取言論、民主自由的心,「年輕人的動作是希望大家不要恐懼,我們都可以更勇敢。我覺得那是很偉大的。」

李認為其實當年輕人成為政治犯,他們並不想被當成英雄,他們希望的或許只是自身的犧牲能夠喚醒更多勇敢的平凡人,這樣才能夠徹底改變社會。「我們為什麼都希望英雄來解救我們?我時常跟朋友說:一個國家社會要改變,我們不應該期待英雄,我們應該要有更多勇敢的平凡人,而不是英雄!」他寄語道。

成功不必在即

在面對社會、國家,李惠仁導演一開始也有感到無力的時候。「我這樣子罵他們(政權),然後拍片拍了這麼多年指控他們,他們還是這樣子,不理你。」當他一人的能力有限,又不能號召民眾去武裝革命時,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所堅持的價值與更多的民眾分享,把紀錄片放在網上讓民眾免費觀看,只有靠這樣的呼籲,讓更多人知道政權背後的真相。然而當他完成了《并:控制》後,他卻對未來有了其他的看法。李認為對抗強權最好的武器就是知識跟道德,從民主著手,讓民主深化。「我們不能夠再講說政治很骯髒,不要去碰它、不要去理它、不要去關心它,一旦你都不要去碰它,政客就最開心了,因為他就可以為所欲為、胡搞瞎搞。」

《并:控制》在告訴我們「恐懼源於恐懼本身」,自我審查是對強權的恐懼,而強權控制人民則是對民眾所凝聚的力量的恐懼。過去二十年不少的學者都希望透過公民社會改變中國,甚至有人期待說中國有一天會跟蘇聯一樣解體,李雖認為目前這條路走不通,但卻不是不走。他認為不管是身處香港或台灣,宣揚和捍衛民主自由這個價值是最為重要,「你看中國的歷史,有哪一個朝代不會滅亡,只是時間長短罷了。」

最後他引了《十年》導演所說的:「他為什麼拍《十年》?就是因為覺得香港還有希望,雖然很困難,但是還是不能放棄,一旦你放棄了,什麼機會就都沒有了!」人之所以被控制是因為恐懼,要怎樣克服恐懼,有人或許是用「絕望」,因為絕望你便不再害怕;但有人卻用「希望」克服恐懼。整個社會的進步是靠前人一棒接一棒地傳遞到今天,無數的前輩為了社會奉獻生命、付出青春,李則選擇透過紀錄片來告訴民眾社會現實,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夠道出人們能在這個時代做什麼、選擇什麼,或許他只是參與了其中一部分,然而紀錄片對他而言就是這樣一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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