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香港》專欄苑論

【苑論】直視中國帝國主義的幽靈

2018 年 06 月 26 日

文/游離

纏擾香港公共領域的各樣議題,如體育發展、社會規劃以至香港前途,都與「中國」無法切割。不論我們的主張為何,中國也會盤旋在我們之上,如鬼魅般瞰視。此種幽靈式的出現,令我們往往難以觸摸它的形態,它可以公開指三道四,也可附身在微小的人事之中而不易受察覺;既是和藹可親的祖國,同是醜陋非常的破壞者。中國這些流動的角色對港人最直接的後果是造成對中國的難捨難離,皆因它一面的惡,在部分人心中,是善的倒照:即使中國有很多不足之處,但這不構成我憎恨它的理由,那怕我沒有理順與它的羈絆之源。

不論立場,對事物無意識總是令人憂慮的,愛/恨中國的衝動被壓抑,它將會以另一種變態的形式重現,或為一個逢中必反,又可能成了只願護短的人。筆者認為,今天中國遠不是帝國,它只屬一個妄想「被世界迫害」而奢望向世界報復的一種衝動回歸。香港,在這偽帝國的「邊緣」,如何自處會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課題。

今天對中國的理解無疑反映「權力生產知識」,建構中國想像的話語權被握在由大中華一統思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書藉出版壟斷(三聯、中華及商務等均由中聯辦背後控制)、泛民保皇的勾結共謀(只有香港之於中國,沒有香港之於香港,遑論世界)、中華民族復興等組成的包圍網,儼然使香港作為帝國「邊緣/邊陲」成為真理。如學者莊萬壽所言,「台灣要成為一個獨立的完全國家,若只知對台灣文化的立,而不知對中國文化的破,而欲求建立一個完全的國家,則戛戛乎其難哉」,香港亦然,中國之於香港的理解和重要性,必須被重新審視甚至推翻,否則,我們將無法走出「美好中國-夢碎-自欺」的沉淪式輪迴。

所謂復興華夏文明 終為囈語

由始至終,中國帶上最少二個面具招搖撞騙:一、以四大文明古國之一自居,兼且未曾間斷,藉此塑造並確立其文化延續性及道統;二、國家邊界變化不來自疆域增減,而取決其文化散播之遠近,此歸功於如葛兆光所指,「核心穩定邊緣模糊」的天下帝國意識,使其在「無邊『帝國』的意識中有有限『國家』的觀念」。當代中國更藉儒家包裝而成的和平崛起一說,掩飾其經濟、文化及政治殖民的野心。

「中國」一詞,本身充滿歧義,其內涵受限於個別討論的脈絡,這亦造成其化為幽靈之可能。在「中國」具有現代國家意義前,它可被視為相對於「蠻夷」而存在,兩者差別來自與王畿的距離(也可理解為和文明核心的差距)而非明確的邊界,是故如岡田英弘所指,「中國人屬於文化上的概念」。這種文化中心主義的懷抱造成不少論者痴戀「華夏」、「中華」、「天下」等象徵文明、王道但難以定義的用詞。岡田氏續指,這種捍衛中華思想的行徑,實為不自覺流露自卑的表現,惟有在力不及他國時,才高舉「華夏文明」的優越。此說法與劉仲敬不謀而合。劉氏認為,由梁啟超提倡的「四大文明古國」說,欲借此使時人為華夏文明的延續自豪,實則「為挽救當事人自尊心而不惜歪曲史實的做法」。

高舉自身文明的優越縱反映出對現況的不安,但尚可理解為此種文明確有其領先之處。只是劉氏更進一步,直指所謂華夏文明,其實由西亞、內亞所傳入。他以商朝的戰車為例,兩河流域(今伊拉克附近)便早約千年便有類近發明,而周武王之所以能推翻殷商,劉推測為由於周在地緣上鄰近內亞,相對較易截斷商在戰車上的壟斷。其後戰國時的秦趙二國,同樣位處內亞的邊沿,使後者(即使地理上秦遠較趙方便)可習得胡服騎射,而非單從與匈奴長期作戰得出的結論。中原地區的軍事改革,隨著漢建立長期的一統政權,便踏入停滯期,更直接影響「政治制度和憲法制度的革命」,歸根究底,西亞所面對的入侵危機不論次數或是頻率都遠比東亞為頻密,相比統一而封閉的中原王朝,西亞及內亞有著迫切需要不斷提升其軍事力量,這亦可解釋胡服騎射、軍事式的「義子體制」等不是神話般無中生有,而是由外地輸入。縱使內亞文明於中國的影響力未能準確呈現,然而無可否認的是,華夏文明並非想像般的神聖。

文明與文化差異在於,前者會隨著與他者交流而縮窄差距;後者則會突出兩個地方的不同之處,但同時有助建立文明。換言之,文明有高低之分,而華夏文明,則相對上處於秩序窪地,造成只能依靠輸入外來秩序,由內亞的技術秩序,到近代西方的殖民/帝國主義,都反照出華夏所被敘述的特殊,多少是後世的儒家歷史學者為樹立政權正當性所為。

話雖如此,葛兆光歸納出五種典型以漢為主的華夏文化:

一、用漢字書寫及思考,屬少有存留至今以「象形」為主的文字;

二、藉家庭-家族-家國結構所發展的儒家學說,包括修齊治平等思想;

三、儒道教三教合一,唯未能超越世俗皇權,只能屈服於主流意識形態或成為政權輔助;

四、詮釋宇宙的「天人合一」思想及陰陽五行學說;

五、受「天圓地方」影響的天下觀,進而形成以「朝貢體制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葛氏同時反對以儒家的階級觀、中庸等具普遍性的價值定義(漢族)華夏文化,但也認為「中國」不能只包括漢族,他甚至引傅斯年的「夷人勝夏」論來補充漢/華夏不是如此單純(即使他覺得這說法只屬推測,但終歸承認內、東亞有頻密的文化交融)。

主張所謂華夏文明者的衝突在於,此文明本質上就是一元多體,而非如費孝通所講,是個多元一體的格局。之所以這樣講,因為多元(廣義在各朝代治下的不同民族)將無一幸免被「漢化」,此具極強漢族中心主義脈絡產生的用詞,所均質化,例如史書經常引用的北魏孝文帝就是一例,其本非「漢」人,卻因漢化政策而受後化史家引為漢/華夏文明出色得引來外族統治者學習。然而,將漢化視為一種文明的勝利,未免無視歷史現實。在經過所謂五胡亂華後,漢族的純潔性早已成疑,而孝文帝的漢化,無疑採納了部分華夏文化,但正如葛氏所云,歷史就是對文化連續的「加」(將外來觀念內化為中國思想)與「減」(對舊有文化施「消耗性的遺忘或改造」),文化在此理解下是流動的,若貿然將他族文化上的增減斷言為「漢化」,那我們是否可將佛教的引入視為「印度化」,將內亞軍事體制的輸入看作「內亞化」,視湯若望的天文學與「西化」掛鉤?(當然,二十世紀胡適確實有「全盤西化」的主張,但最後也因為「西化」惹來不少爭論,而改為「充分世界化」,於筆者而言,這「世界」,西化既沒有被排除,也囊括了中國,保存了雙方的政治需要。)

說到底,這種視漢族為高等文明的觀點,從未,亦不會消失,而在其他文明不斷輸入的作用力,只會引發更強烈的反作用力(繼續擁抱漢族中心主義)。這反彈的過程尚未完結,被同一化的民族或文化會再次分裂,上述的北魏,就是因反漢化的勢力成為滅亡的導火線。另一邊廂,何故後世對同樣繼承鮮卑政權的隋唐二朝少以「漢化」形容之?除卻可以辯稱到隋朝時,外族已被漢文化同化外,更直接的理由是,二朝早早根本上採用漢文化統治,從「楊」、「李」等漢姓取代「普六茹」等鮮卑姓氏可見,唯因這樣,後人方可對二朝「網開一面」,沒有視他們為外來政權。當然,此舉亦省去史家需為政權提供文化延續性的解釋。

葛氏對(漢)華夏文化的歸納,帶出此文明矛盾之處。象形為根基的漢字,異於拼音交字,有著超越時間的能力,加上文字或字詞的形成帶著其歷史、文化意識形態,如「紂」早早成了惡的代名詞。漢字對異民族,甚至不同時空的人,都滲透著同化力,當「臣服」於漢字時,等同無形中接受了它的敘事,而對此種侵蝕力不自覺的,其結果就是原先文化的摧毀。史家需要尋找華夏文化的繼承者,而新的外來政權則要為自己的統治合理化,在悠悠千年歷史裡,我們不難看見華夏確有其獨特之處,但其混雜性早在漢的一統後漸漸消失,而只在帝國未成/瓦解時(周代、十國時)呈現,幾近諸朝盡未能見多元在「中國」這地方上出現。

筆者不會斷言自覺厭中者要摒棄象形漢字、華夏思想,但「自古以來」華夏文明就是假多元之名行一元之實,且是純然托文化一詞掩蓋為政權服務的本質,如儒墨道教般,是一種無法超越皇權的存在,其之所欲達至者,是具宗教凝聚力之實而無其名。結果就是「朝貢」的內在依然存在於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只是形式變成將自身文化奉上,在華夏文明的包裝下,甘願或被迫為這偽帝國自戕。復興華夏,就算不在現代國家的架構下檢視,無疑是(外族的)被統治者意圖或達成驅趕前統治者後,提升自身地位的途徑,繼而展開新一輪文化清洗運動。

畫虎不成反類犬 帝國夢注定落空

從古代走到當代,每個時段的大一統中國都沒有丟棄成為帝國的願境。今天,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推進的「中國夢」,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經國共內戰、文革、六四等一連串妨礙其政治一統的事件後,向世人展示復興中國帝國的決心。

在此,筆者並非將帝國定為邪惡之物。如 John Darwin 在討論英帝國時所說,將帝國視為異常之物的謬誤,揭露了無意識的歐洲中心主義,帝國實際上是過半世界史裡的政治準則,亦即國家組織的「預設模式」。在支配與臣服的過程當中,帝國正好能創造出一個更為複雜及讓不同文化融合的場合,使被殖民者社會不斷改造或揚棄,與此同時亦很易招上摧毀原有的社會習俗、面貌的批評,但於英國而言,即使所有屬地均需效忠英王,惟殖民地的法律或習俗仍得以保留,與今天所理解的民族-國家不同之處,如鄂蘭指,在於後者先天不具備統治多民族和國家的條件,其擴張則將成為帝國主義。

柄谷行人提出「交換模式」理論,補充馬克思生產模式的不足,以下僅引當中兩種對應近代社會共同體的交換模式:B(國家-掠奪與再分配)、C(資本-商品交換)。交換模式 B 與帝國管治非常接近,因為它是透過征服達至服從、納貢等作用,相對不重視被征服的部落和國家內部事務,這並不表示被征服者不會反抗,只是社會原有基本結構沒有因此而大幅改變。帝國主義並沒有「帝國」的原理,因主要依靠的是基於模式 C 作統治。

儘管帝國主義經常伴隨掠奪(與模式 B 有些許相近),但柄谷氏指它「從其他國家奪取的,主要是關稅權,因此--美國的帝國主義今天仍然是如此--表面上獎勵自由與民主主義。只要擁有交易的自由,即使沒有征服或掠奪,也可以得到利潤,同時時還可以支配其他國家」。當然,在此不是說一個體制運行只有一種交換模式,因為即使是帝國,也要以互酬、交易的成分確保其維繫,但重要的是哪種模式主導國家。所以,即使交換模式 B 和 C 某程度非常相近(兩者均由共同體與共同體之間的交換開始),帝國主義要的是經濟上,而非建基普遍於被征服者的「法」上的支配,瓦解舊有族群及共同體,並為「想像的共同體」提供養分,創造新的民族國家。是故,希望藉著帝國主義,不斷支配和同質化其他民族而建立帝國的理想,最終將導致這多民族國家的潰裂為終。

二十紀或後清朝時期的中國正沉浸於這樣的結構。近百年來,中國不斷尋找掙脫西方殖民及帝國主義的方法,包括引入了不少西學,圖以夷制夷。然而,這種努力也預告了它注定的失敗。為了趕走自漢朝起便植根的內亞秩序,知識分子借西方秩序將前者趕走;到西方秩序發展至殖民、帝國主義,便惹來蘇聯的共產秩序,其目的顯然是希望將華夏文明、中華民族在世界重新定位,為那帝國的殘留意識填滿空缺。

但,帝國憑甚麼而存在?柄谷行人認為部分是「來自遊牧民國家與定居農民國家的統合」,統一與統合分別在於,前者可以無視一切異質條件而強行將不同族群甚至民族化為一,後者則要如蕭啟慶言,視乎「幅員之寬狹、國民同質性的高低,及統治階層的背景和政策而定」。帝國若要存在,抽象的世界/普遍性是需要,同時附屬國不能被強制性同質化,因此理想中的帝國與民族國家難以出現。但帝國理想無法實現不是華夏/中華帝國復興之不可能的原因。

究其因由,由梁啟超等人創造「中華民族」一詞起,想繼承滿清這多元、多民族的帝國同時,要賦予各有離心的族群凝聚的理由,本身就注定它將會走向帝國主義。中國是一個沒有超越性、強勢宗教的國家,被視為神聖的只有統治者,清帝既可是中原地區的皇帝,蒙古的大汗甚至是菩薩,然而這種特殊的地位卻不顯得具超越性。與日本天皇的「萬世一系」不一樣,中原地區的統治者不斷更替,加上每每對前朝的否定以樹立自身正當性,形同「宗教」的統治者,其連續性的缺席無助強化內部凝聚力。民族主義正可部分取代到宗教的功能,作為一種對共同體的回應。只是在近代中國,中華民族作為一個以神話(五千年文明、多元族群)取代歷史(非漢族成為統治者後對其他非漢民族的貶抑),已使其走向單民族國家的命運:中華民族需要的是個強大的他者,以長期團結內部的因素,而過程必然會犧牲非統治者-非漢族的人-像中國共產黨聲稱被解放的蒙古國族,實際上成為中國以夷制夷的幫兇,殺害不少西藏人,而自身亦在文革時被迫害。這個(到今天仍在嘗試建構)大中華秩序,毫無疑問是經不起考驗的,縱能為這漢族吊命,卻不知是對其最強的索命符。

今天的中國,只是不斷燃燒未來,換取崩解的延期。借經濟殖民、政治影響等帝國主義的方式,去築起這永遠無法達成的帝國,將促使中國受困於百年屈辱的迴旋;以否想歷史去超越甚至重建歷史,勉強維持這多民族國家的頹垣敗瓦,最終將以東亞(華夏)秩序的徹底解體告終。只是在那天到來前,中國將會作出他的最後掙扎,有著以鄰為壑的態度拉下處在這中國「帝國」周邊的港台等地。

崩潰可望不可期

筆者無法預視帝國主義倒塌會發生於何時,然而帝國主義的核心是截斷與其他文明的往來,因為它本質上是尋求一統、支配他者的。在講到中國夢也好,華夏復興也好,主軸離不開尋回失去的民族自信,但這種不斷訴諸神話式的歷史敘述而無視其對自身體系的破壞,其碎片早已飄向鄰近地區,香港、台灣無一幸免,稍一不慎,就會被中國弄得玉石俱焚。

吳介民提出的「中國因素」在香港的討論和應用已可見得越漸廣泛,簡而言其定義,可被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運用其資本於他國「從事經濟投資、吸納或整合,使其在經濟上依賴中國,進而方便執行政治目的」,其覆蓋的議題包括現實政治、經濟產業及文化與意識形態。中國因素要在他方有效施展,在地協力者是必需的,而香港,不論是為利還是衷心相信,這樣的協力者遍地。隨著兩地的互動日益增加,產生對中國因素的「反作用力」是自然的,而在此之前,我們必需「有所感知」,繼而進入「命名」的過程,「抗爭者才能中介、擴散,協調集體行動」。誠然,如果有人仍對中國因素「無所感知」,無疑是自欺且致命,但意識形態的不一,將對中國的判斷有所偏差,致使反抗行動一直無法聚焦。

香港人看中國,大多離不開兩種觀點,一為「天朝中國」,把香港當作中國的邊陲觀之,既畏卻怒,多少帶點不情願又無可奈何的矛盾;二,筆者嘗試稱之為「他者中國」,即從香港民族或鄰國心態望向中國,嘗試撇清「中國人」身分的腐蝕性。筆者認為,前者一直是所有泛民、保皇黨所採取的路線,分別只在於前者「遮蔽」中國的程度比後者高,而今日的自決派,則是進一步將對中國意識的恐懼隱藏,甚至開始將中國視之為有敵意的他者,但從他們使用的「阿爺」等稱謂可見,與其說是對中國的調侃,倒不如說他們仍受困在舊有框架。至於視中國為他者的,大多抱持香港獨特(於中國)、反中甚至獨立的意識,他們既主動地將香港人身分去中國化,同時多少寄望中國的轉變(差)。的而且確,中國崩潰論是不少人的期望,一邊希望共產黨被滅,同時解除對周邊國家的威脅。然而,如何清漣對今日中國的分析,經濟高速發展神話的破滅、土地收入的極高依賴、作為社會動亂的發起者與維穩者的地方政府、鄉村社會痞子化等經濟、政治及社會多重問題下,何故中國仍能(表面上)安然無恙?她認為「中國現階段其實已經沒有改革資源,甚至無法找到制度出口」,這種共產黨資本主義下的中國模式,但依靠著股市-作為國企提款機-仍被中國全面掌控,而維穩監視工作依然在消耗國家未來(財政、信任方面)前提下執行,將會維持一段 10-20 年的「潰而不崩」的狀態。(當然,在近日討論的焦點-習近平登基指日可待的願境下,對中國未來有何影響仍是未知之數,只是在現實層面,保守未嘗不是好事。)

故此,筆者在當下不敢全盤推翻中國瓦解對香港正面影響的美好想像,但同時不禁質疑自己這種虛擬的理想是否自我限制的一種?如需交出答案,筆者認為,即使從兩個-香港和中國-民族的角度出發,我仍難免有「仰望」中國的弱小心態,「然而如果我終究已經淪為孤兒與賤民,我又應當怪責誰?」吳叡人教授提出台灣自七十年代起便身陷的-「賤民困境」,令台灣認知到「加害-被害關係的多重複雜性」。這種認知,唯有透過自身的道德強韌,才能帶來尊嚴。我相信,認清自身將比被動的等待能打破缺口,我們不只要反離散,更要將港人去漢/華化,唯有這樣,我們才能與中國對望。

反「漢」應為文明世界之責

今日香港,不應只在停留討論反共與否的層面(因為這應是人的基本),甚至無需思考我們對中國人身分的認同(「中國」除了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別無他意,但凡指涉他物的,旨在使人迷惘),我們理應從根本上「反漢/華」。這裡的「漢/華」,不是對一個族群的描述(暫且假定今日世界上仍有純漢人的存在),而是一個由文化拓展至政治的含糊概念。反漢/華,固然是從政治上破除中國帝國主義的霸權,摒棄由自卑所掩蓋的自大,重新認識香港周邊的民族(包括中國的「漢/華」人),打破昔日筆者視為「漢即天下、華夏即美好、中華即文明」的真理體系。另外,反漢/華更是從文化上打破一直念茲在茲的幽靈。如前段所指,中國人是個文化概念,直接講,用「彈出彈入」形容也不為過:當論及中國人的不堪時,可以文化中國人辯護,而在文化中國人的價值被貶時,就會以今日中國已得到世界認同反駁。

筆者不會認為提出反漢/華的看法是單純試圖與中國劃清界線的舉動,相反,這是一種有深刻認知後自覺的作用力:漢與華等字眼的本質就隱含了強烈的排他、單一性,即使香港民族也受到如此批評,但分別在,香港存有內在多元。漢之惡,在於它順我者昌,逆我者的狂妄,而且使人忘卻自身。帝國主義之惡,在於它對自己和周邊的摧毀,一統使人停滯,分裂使人進步,放之於香港,我們除要警惕中國帝國主義外,更不可輕視政治上的帝國主義,這將使競爭消失,而要避免,我們要有瓦解和重建的決心。

今天談解構是危險的,尤其香港本身並無一個主宰性的秩序,輕言除魅或會令香港出現真空,但中國二字不得不除,它由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變到抽象(游走於文化與國家的認同),再淪為虛無(所有東亞秩序內的國家都可稱為中國/華夏文明一部分),我們一直在理由填補它的缺口,卻從不成功。我們無法迴避中國,更不可曖昧回應對中國的定義。或者認知的覺醒本非易事,我們應該相信,主體的建立依舊可能。香港終有一天,能擺脫於中國的漢性,使自由實現於我們手中,即使過程將會令我們掙扎於虛無的痛苦、思想的碎落,幽靈終歸會魂飛魄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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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0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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