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經叛道》專題置頂苑論

【苑論】殺子時代 擁抱荒謬

2017 年 12 月 09 日

文/謝翹聲

“I am not duty-bound to resolve the difficulties I create. May my ideas always be somewhat disjunct, or even appear to contradict one another, if only they are ideas in which readers will find material that stirs them to think for themselves.”——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這是一個怎樣的年代?這裡充滿著屬於一群吶喊無聲,苦苦掙扎的無用青年;這裡沒有希望,眼前只有看不盡的黑暗;這裡的人想死,但連自殺的權利也會被剝奪、嘲弄;這裡滿佈著希望守護此城的人,但城外的人卻不斷擁進並擠他們出去;這裡的人雙目空洞,卻不知是深邃得令人惋惜,還是墮落得惹人發笑;這裡的人愛好和平,但有哪個不是滿手血腥,腳踏他人屍體往上爬?這裡的人,想擺脫不幸,卻甘願俯首稱臣,不,臣也談不上,他們只想被豢養,安分守己度過餘生。

但願有天,我們能真正成為一個自由人。

踏上自由人之路前,我們不可忘記自由本身何其脆弱,欲求自由之幸福,必先歷自由之痛苦,香港人用上數十年的時間去認識這道理。痛苦之謂痛苦,乃因此行動本身非我們自願為之,暴力、流亡也不是我們所盼。今日我們活在個殺子時代,這不單指因生活的困苦而了結生命的往生者,而包括在社會、年長一輩徹底的打壓撲滅下的在生者。

誠然,單用「殺子時代」去形容,多少有自我受害化(self-victimize)的意味,但我希望,在今後,年長一輩能多加體諒,理解差異而再作批評;我們這代也要在承受極端痛苦下,培養出堅強的靈魂。只有我們拒絕偽善地擁抱道德,不再持續將暴力貶在和平之下,與邪惡掛勾,同時拓闊對不同爭取獨立自主行動的想像,香港人方可邁步向前。

暴力之原罪

借用部分政治哲學的經典,如霍布斯所指,出於對一場所有對所有的戰爭(war of all against all)帶來的恐懼,人們會因此而希望政府的成立以達至和平、穩定,避免人在提升力量(以當下的手段尋求未來的好)的同時傷害他人,這亦是他自然法則的核心。其他學說或者對於政府的形式及正當性論述或有所差異,但各自最後的目的大多都是希望將「和平」在群體內實現。

相反,暴力,對漢娜.鄂蘭而言,卻會破壞權力(power)。權力契合人行動的能力,但本身不屬於個人的財產,而是由群體(只有在其存有下)共同擁有,因為這是一個集體參與和說服的過程,與權力不同,暴力所依靠的不是人數,乃是工具(implements),前者最極端的情況是以眾敵一;後者則相反,因此當前者的角色逐漸被削弱(人數減少),使用暴力會是個誘惑的選項。換言之,唯有權力的存在,一切政治的行動方有實現的可能,否則只會淪為少數掌控所有的局面。由於我們的前途將因為行動而變得模糊,所以她認為,暴力唯有在追求短期目標時才能保持其理性。加上暴力最困擾人的往往不是結果的達成與否,而係當目的未能馬上達到,最終只會變相令到暴力進入整個政治範圍,使其「手段」蓋過「目的」。

放眼香港情況,暴力受到的蔑視更甚。對主流香港意見而言,當暴力出現在社會議題時,不論在任何一方,往往是道德的喪失。一直以來,幾近所有民主/社會運動的發起人,也會強調行動「非暴力」的本質。筆者在此不是否定或貶低非暴力運動的價值,過往經驗如反國教或是雨傘革命,參與者的非暴力終歸是整場運動建立道德高地的起點,筆者甚至某程度認為,對部分人而言,非暴力的擁護比所爭取的目標更祟高。

相比之下,由政府所施加的暴力固然能成為運動的映襯,令雙方權力的不對等表露無遺,一邊突出體制的橫蠻,同時也令參與者的行動更具正當性。但當行動者一方出現暴力的元素(在香港的脈絡下,這種暴力不一定要以肢體形式出現,也可以透過言語展示),當初藉弱者身位所建立的道德純潔性便會滲入「雜質」,而大部分人仍望堅持和平、非暴力,繼續在此教條下爭取空間,為集會、遊行外另覓戰場。或如評論人桑普所講,在未有抗爭者殉難前,舉凡有暴力成份的革命均無其感召力。

撇除暴力缺乏「道德證成」而可能消耗的民意,勇武甚至暴力抗爭之所以無市場,是因為暴力會令市場功能失序。香港作為一個買辦都市,大多港人對外部因素的考慮總比內部的多,以確保市場能運作。買辦類近奴才,用羅永生的說法,就是「他們心甘情願地臣服於主子的威勢,並憑藉這些虛假的威勢,對自己的土著同胞作威作福」,或者這特質尤其會在自身利益受觸及時出現,是故,舔共的人會衝出來譴責暴力,但同時,就算是「開明」的各泛民政黨,在旺角衝突後,旋即與「暴力」行動割蓆。說到底,筆者認為,港人對暴力的反感,與其說是從暴力破壞權力(即政治行動)的影響出發,倒不如大方承認他們認可的民主運動,本質上並無改變的內涵。

無處不在的暴力

人類的基因總存在著暴力,如歷史學者哈拉瑞所言,數千、萬年前智人或曾為土地而清除其他人類物種。而在只有基本部落政治結構的地方,即使到今天廿一世紀,農業部落社會的暴力行為一直存在,儘管我們承認耕種對社會穩定的要求,會比再早靠採集為生,四處遊走的時代更高。智人即使遭小麥「馴化」,其暴力性格卻從沒有消失。文明化後所建立的城邦、帝國等較進步的社會結構只不過稍為限制了這些行為,但這些制度之運行,也是經上數千年的發展才逐漸穩定下來,但爭奪資源的事情卻未曾消失。可見,暴力其實一直存在,而我們亦不應單以善與惡、好與壞以作區分。

齊澤克談到將暴力定為一種壞(bad)的事情,是個出色的意識形態操作,使人將任何形式而且重要的社會暴力視若無睹。十年前他寫到「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是由包容的自由主義者(tolerant liberal)所持的主流態度,當中經常被看見的是主觀暴力(subjective violence),一種站在非暴力的零等級(non-violent zero level)對面,接近旺角衝突中,掟磚或是向警察還擊的行為,而相比客觀及象徵性暴力,前者只是三者中最容易被察覺的。他認為,今天藉著一種透過圖像和抽象化塑造的(偽)真確性(pseudo-concreteness)呈現暴力:放在香港,就是示威者還擊倒在地上的警察,或是對中國人憤怒的吶喊等等,驅使我們行動,要站在零暴力的一邊。這類隱藏在主觀暴力下的反感,是源自道德憤怒內,虛偽的批判情結。我們迫切地要為受迫害的一方發聲,所以我們會購買聲稱會幫助非洲第三世界的產品,否則你就是帶罪者。這種虛構的暴力,令很多實際釀成體制外的人成為無辜的加害者,情況就如鄂蘭所反對的集體罪惡一樣,將二戰後所有德國人視為有罪的行徑等同將真正犯罪的人赦免,「因為如果說每個人都有罪,就等於沒有人有罪。」人們反對暴力、同情「弱者」,是希望與暴力者絕緣,但有趣地,兩者卻逐漸失去區別。

當主流政黨不斷聽到攻擊本土/獨派為何要追求香港獨立、暴力抗爭甚至將矛頭指向其他民主派,令追求民主的人失去道德資源時,其實我們正目睹一場盛大的暴力行為:由泛民政黨-媒體主導和渲染,以其龐大資源鏈詰問兩手空空的一方,不斷神聖化非暴力抗爭,將暴力標籤為需要「反省」的行為,如黃台仰和梁天琦的認錯才是正道。此舉剛好突出主流港人對暴力的蔑視,其實很大程度都是「遺忘」的後果,忘記自己雖為肢體暴力的受害者,卻也變為體制暴力的加害者。說到底,主觀暴力,即大多信奉和平非暴力的人不願在抗爭出現的行為,其實諷刺地係眾暴力中最為羸弱的一種,對它的全然否定,或者過分批判而缺乏認知,其實就是與系統性暴力的勾結共謀。

溝通不成 暴力必至

即使我們如何敬遠暴力,但它從未離開我們。若然人類已慢慢在社會發展下慢慢內化對暴力的厭惡,何故暴力的行為仍會不斷發生?十九世紀愛爾蘭民族主義者 William O’Brien 稱「暴力是確保緩和意見得到聆訊的唯一途徑」;德國哲學家哈巴馬斯倡導的「溝通理論」指基於在一個特定的群體內,由於共有著其「背景信念、文化現狀與對彼此的期待」,一個生活的常規才能定下基礎。溝通的前題依賴公共領域加上由尋常且共同認可的語言遊戲下促成。在此場所下,意見、論述及決定等能得以表達及通過。暴力的迴旋則可能由於扭曲的溝通,令人與人之間破裂而出現。成功的溝通是否必定能如何有效將暴力消融還值得商榷,但「敵人就是那個我們未曾聽過其故事的人」。溝通不會將問題化解,但它會是解決問題的起點(如果你的解決,不是將異見解決)。

今天,顯然我們正面對一個公共領域的褪色,甚至可稱之為被殖民。美國學者 Richard Sennett 指,即使現代都市仍會保留大量公共空間,當中大部分都是徒有其殼,因為隨著相對具意義的討論慢慢被隱秘化,公共空間自由交流的作用將會被取代。當然我們不必過分理想化公共空間之用,它事實上可以輕易被去政治化,但同時大衛.哈維認為統治階層未必能全面規範所有空間,就如十九世紀巴黎的改造,一個被商品化的地方最終也可由民眾重新佔回。香港鳩嗚團,在公共空間不斷萎縮,甚至遭到政府監管的情況下,或可被視為一個與權力機構打遊擊的方法。縱是如此,不容否認的是香港的公共領域確實被各方面殖民,由財閥將公用地私有化,如利東街囍匯五樓荒謬出現的「公共」空中花園,到政府限制街頭藝術表演,甚至真的由中國殖民者在旺角西洋菜街「群魔亂舞」,一切都反映著成熟而邪惡的管制已在香港出現,鄒祟銘形容這種發展令「公眾失去對公共空間的記憶,忘記了城市有機發展的各種可能想像」。我們或許都生活在「環形監獄」內,遭到全面而隱藏的權力控制,兼失去溝通的能力。所謂暴力,可能只是其中一個逃離監視的渠道。

「求仁得仁」  旺角衝突不證自明

「勇氣可以令人心安或不安,但它永遠激發尊敬; 在任何國家裡,必須有開放的管道表達英雄主義。如果沒有這樣一種開放,它將以奇特的方式表達,後果不堪設想。」——泰戈爾

石永泰的「求仁得仁」論在社會惹來極大非議,筆者亦同樣未能接受抽空脈絡,然後肆意批評周永康、羅冠聰及黃之鋒三人,有關反駁相信亦不須由筆者陳列。反之,筆者希望借此四字,正名香港出現的暴力抗爭。去年學苑編委會有《以武抗暴 何罪之有》一文提到有四個能正當化暴力抗爭的元素,包括入侵/統治者之無理、暴力之必需、有效性及其對等性,筆者在此不贅。美國人權運動者麥爾坎.X 主張若人要活得有尊嚴、要以人的身分受到尊重,便應採取「by any means necessary」,每當被人質疑這種煽動黑人情緒的意圖,他回應「這個具爆炸性的犯罪條件已經維持一段很長的時間,它無須任何導火線;它自然就會引爆,它會自動地從內部分裂」;他亦對非暴力行動的效果有所保留,「我會站在暴力一方,如果非暴力指我們只能不斷延遲一個能夠解決美國黑人問題的方法--就是避免暴力」。

 

「這個具爆炸性的犯罪條件已經維持一段很長的時間,它無須任何導火線;它自然就會引爆,它會自動地從內部分裂」

八月二十二日,因旺角衝突而被控暴動,後流亡台灣的香港人李倩怡,在 Youtube 上載一段講述就她受面對的政治迫害的聲明 [1]。旺角衝突,在主流眼中,只是社會內的一群少數發起的一次騷亂,而缺乏任何「理據」為當晚的行為給予一個合理的解釋。當晚後,所有泛民主流政黨群起發聲明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行為,除本土民主前線以行動支援,及少數本土組織外,幾近沒有人願意站在他們一方。用泛民經常使用的一句話「高牆與雞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一方」,如果無法永遠堅持立場,例不如安然承認,自己其實對雞蛋的支持只是口號而矣。

旺角衝突是一場始料不及的行動,本質上是反抗中國殖民政權及其爪牙對香港文化的侵略,當中更涉及對自雨傘革命起,對「從來都冇做錯到」的「香港警察」(一個名稱而已,沒有人告訴你牠們真的為香港市民服務,就如香港航空也可以是中資公司一樣)一種無情的反撲。一四年起,由雨革去到光復,由光復去到旺角,勇武、暴力抗爭一直是部分人的主軸,他們未必全盤否定非暴力行為,但明顯是屬於化憤怒為行動的一群。就算是不支持暴力的鄂蘭,亦承認沒有論點、無視後果的暴力行為在特定情況下,是唯一重新衡量正義的方法,在此前提下,憤怒與暴力(儘管不經常)是屬於人類的「自然」情感,而任何嘗試治療這些行為無疑是將他們去人化和閹割。任誰也好,總是呼籲參與集體行動的人要「保持理性」,但 Noam Chomsky 提醒我們,在討論一件無法承受的悲劇時,抽離與保持心境自若(detachment and equianimity)是令人心寒的。凡意圖合理回應事情,人必須受「觸動(moved)」,而情緒化的對立卻不是「理性」,失去觸動的能力就是情感的變態(perversion)。暴力存有一種撕開虛假的本質,但撕的過程卻不表示其不理性,反而在意圖為暴力制定策略時,它存在的理由便會失去。換句話說,就是當暴力的理性化時,它就真正變為不理性。

 

在討論一件無法承受的悲劇時,抽離與保持心境自若(detachment and equianimity)是令人心寒的。

殖民者在此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他們既是暴力的源頭,同時令殖民主義建立一個體系,變相推動被殖民者以同樣的方式回應,形成一個暴力循環。筆者認為,以往香港人在英治時期,不論是與中國或者英國發生衝突,很多時都可以有另一方作緩衝,令港人無須直接與衝突方抗衡。但英政府已走,只餘下中國政府時,香港將要單獨面對,換言之就是螳臂要擋車。沙特認為殖民者的暴力令要爭取獨立的當地人而言,在奴役與奪權(servitude or supremacy)之間只有一個選項」。旺角衝突的主要參與者,大多沒有受過英治的眷顧,只能憤起與港共政府直接對抗,懦弱的泛民買辦在此面就變得進退失據,一切結果顯然是在此脈絡下爆發出來的。

名無姓的罪犯 確實存在的義人

傅柯曾編寫《聲名狼藉者的生活》,記錄一群曾經在歷史上出現而又寂寂無名的人,他們都是囚禁者,當中或各自經歷過其故事。這些生命本應在歷史中缺名,處於黑暗中,但因為與權力的衝突,把他們拖出黑暗,在權力的光下受照耀,透過不斷監視,在他們身上留下印記。這些名字之所以得以保存,正是在「悲傷或憤怒中與權力交換所得」,而且傅柯認為權力是希望將他們毀滅,但同時因為巧合而能夠流傳下去。這些人或者罪行滔天,但卻成為了主角,即使名聲的由來並不正面。命運在與權力產生關係中形成,要不與權力結盟,如不就與它對抗,這是傅柯相信的社會特徵之一,是自十七世紀末起,權力、話語、真理和日常生活已經建立一個新的關係。一方面,這些文字訴說權力的無處不在和壓制性,同時權力亦生產了這批本應無名無姓的人。

今天,政權不斷借莫須有的罪將旺角義人逐一送入監牢,他們將會逐一遭到污名化,成為有罪的一群。但同時,他們將會以另一種形式,展現於我們眼前。「如果沒有言語相伴,行動不僅會喪失它的揭露性格,它更會喪失它的主體」,藉著言語,我們可以揭示一個人是「誰」,而不單單指名他「是甚麼」,但現實往往是我們只能把他們當成一個群體看待,而忽視各自的獨特性。

因為是群體,所以大家本質一致;因為有體制,所以我們要堅守法治。林榮基會說出希望李倩怡回港接受審判,就是盲目認為今天仍有法治可言,所有的人都應該跟從遊戲規則。撇除法治安在與否,這亦涉及各人對公民抗命的想像。筆者尊敬司徒子朗以認罪方式完成其抗命之義, 而這亦是筆者無法理解之處:何故一邊廂有人主張要突出法律/體制的不公甚至荒謬,但審判時卻拒絕認罪?即使安插在自身的罪名有多離譜,這也是當初道德高地的源頭。對他們這群人寬容的時候,為何對李倩怡流亡台灣的行為卻如此不屑?旺角衝突的參與者,不是意圖借衝擊體制而顯露其不義,而是單純出於對香港的愛,以及懷著當家作主的意志,簡單而言,他們想贏。如果社會無法為他們提供合適的生存環境,逃離是個合情且正確的選擇。不尊重香港法治,就是對香港最大的尊重,亦符合很多獨派和本土派的邏輯:拒絕服膺於缺乏正當性的體制。

暴力不是唯一,筆者亦不希望將暴力與非暴力放諸對立,但如果我們只能將暴力拒諸門外,若有天真普選只差你的「暴力行為」,你又會否因道德的淪喪而拒絕?我們應該相信和理解,對那些相信香港已變為荒謬之地的人來說,如卡繆所言,他們與其考慮行動的結果及對道德建立的影響,他們只會思考行動的後果;同時他們對自身安全的輕視,與他人生命的關懷,造就他們反抗中最極端的矛盾,他們既相信暴力是無可避免,也自知行為多少並不正當。「他們隨時準備好要付出代價。換句話說,只有負有責任的人,沒有有罪的人」

(終)結

「人沒辦法依靠自己,或是無法完全相信自己,這是人類為了自由所付出的代價;而他們不可能一直主宰著他們的所做所為,也不可能知道其後果而信任未來,這是他們為了多元性和實在性付出的代價。」這是鄂蘭寫下的說話,我們無法亦不應全然相信自己,所有價值都可以是流動的。如果我們確實相信自由和多元是可取的價值,我們就要相信自己以外的人。殺子時代,是無力者最後的吶喊。筆者自覺作為一個學生,對所有學校的冷漠感到嘔心;作為一個支持自由的人,我看到無盡來自各方,尤其是所謂年長一派「同路人」的打壓;作為一個香港人,未來的香港是沒有我的存在。

「因為世界是個地獄,人既是被折磨的靈魂,也是折磨他者的魔鬼」年青一代或者正經歷一個最大的結/劫,沒有人會為你辯冤,能依靠的可能只有身邊少數的同儕,所以儘管筆者不認同自決派的政治理念,但縱觀大多年輕自決派,每當被問到對暴力看法時,多以堅持非暴力的原則回應,而非對抗爭暴力的苛責,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正受到比警棍更恐怖的暴力。所以筆者一直非常尊重他們,不是作為一個政治行動者,而是作為一個「人」。

尼采在嘲笑那群教條主義者時說「瞧這些善人和義人!他們最恨甚麼人?是把他們的價值之石版打碎的人,那個破壞者,那個犯罪者——不過 ,他卻是創造者」,本土,獨立,自決派也好,這幾年他們的「胡作非為」已令很多民主鬥士自慚形穢。民主、獨立其實都只是目的,最終願境都是以自由為重,如果前者的目的是以多數壓制少數,其實我們只能望著終點離我們越來越遠。我們可能最終都會以反抗為始,更強大的奴役為終,但在此之前,除非將一整代人鏟除,否則以香港為唯一家鄉的人,將會打破由荒謬結成的真理。就算在最黑暗、絕望的年代,我也不願自欺光明近在咫尺,但只要擁抱這荒謬,我們的行動和思想的自由將受到解放。

儘管我們不知彼岸在何處,但我們終會成為超人。未竟的自由之路,將會險象環生,又是如此波瀾壯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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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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