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經叛道》專題置頂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 Undergrad, H.K.U.S.U.

【離經叛道 2 】六十過後 學聯如何走——專訪學聯秘書長李軒朗、常委會主席劉昕雋

2017 年 11 月 24 日
訪、文/謝翹聲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於 1958 年成立,發展至今,已去到第六十屆。六四、反國教、預演佔中等社會運動上均會有它的身影。直至雨傘革命過後,近半學聯成員,包括港大、理大、浸大及城大學生會相繼退出組織,學聯在社會上的影響力逐漸消退。雨革爆發三年過後,學聯在被批改革過慢後,終於將被批評「上莊揀下莊」的周年大會廢除,但改革學聯之路漫漫,要在建立多年的架構上作改變並不容易,但要在今天學運找其定位,也是不可不為之事。兩位學聯第六十屆的核心,究竟希望在這年來,繼續為學聯帶來甚麼轉變?

 

定位轉移 權力不再重疊

李軒朗認為今次的改革是一次範式轉移,「今次希望做到的是,由以往被形容為中央化、社運化的組織,真正轉做一個院校平台,當然實 際執行要透過規章體制上的改動。」改革進程中亦有收到不少迴響,但他表示「當中有些是過往未曾就學聯發表過任何意見的人士,會忽 然走出來批評體制改革的討論並不充足。其實有關討論自『退聯』開始便未有停止,但學聯的改革是否只能流於技術上的修補?」李亦希望將部分功勞給予前人,削去近年不斷被批評的周年大會,而他亦希望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完善學聯的架構,去實現這個理想中,精簡的 跨院校平台。

 

「當中有些是過往未曾就學聯發表過任何意見的人士,會忽 然走出來批評體制改革的討論並不充足。其實有關討論自『退聯』開始便未有停止,但學聯的改革是否只能流於技術上的修補?」

 

談到學聯昔日的「四級制」,即周年大會、代表會、常委會及秘書處。李形容這架構有如共產黨,隨著周年大會被廢,亦有可能削弱秘書處的功能。李坦言,他的角色有時會與劉有所重疊。所以如果改革真的能夠推行,未來將會廢除秘書長,李亦笑指自己有機會成為「末代秘書長」,但亦會保留秘書處的基本運作。當年曾有人認為學界需要領袖,因而要有高認受性,故提出「普選秘書長」的建議;同時亦有意見擔心此舉會令秘書長有太多光環,從而壓過其他院校學生會,所以他無法理解為何會有聲音質疑未曾就改革作討論。當初他競選秘書長的時候,政綱提到學聯未必需要強勢的秘書長,而只需有其行政上的職責。

 

李軒朗指:「常委會現時會由各院校學生會派出一名代表,而未來則希望增加至每校能有兩至三席,令分工協調效率更好;同時亦會增加 一名常委會副主席,取代副秘書長的職能,令常委會與秘書處在功能上合併。代表會的改變 則相應較簡單,其監察功能將會加強,透過增加各院校成員的議席,令代表會成為如學生會評議會的職能。」

劉昕雋補充,以往代表會正副主席會在周年大會選出,而常委會主席則透過委任產生,而當常委會主席的前提是該人為代表會正或副主 席,所以會有一個先後職權之分,有關做法亦 不過是一種常規。李指向劉,並稱「他同時兼 任『代副』及『常主』,如果保留現時制度, 很可能出現權責不分的問題」,所以改革的目標是希望將兩會的職責分開,代表會和常委會均會有各自的正副主席、秘書等。

 

自治八樓 爭議不斷

自治八樓,或稱為學聯社運資源中心,近年來 一直被批評由非學生的社運人士佔據,而且帳目不清。早前學聯嘗試「收回八樓」(註:或有人認為學聯無權收回八樓,收回之說根本不存在,筆者用此二字祇為註明近月發生之事),惹起部分人不滿,甚至有人在 Facebook 成立專頁抗議現屆學聯專橫。李軒朗指中央常委一 致認同八樓是個要解決的問題,實然上八樓是個學聯架構外的組織,而目前未有機制,如成立委員會,授權有關人士使用八樓,「加上他們用學聯的地方,但同時無須向學聯負責,事情是講不通的。問到是否很多學生有意見,當然不是,其實我不介意八樓使用者誰屬,但我們有必要建立一個問責關係。」

談及與過往學聯處理八樓事宜,李又稱「我會嘗試在我和以前的人間劃條時間線。以前他們都會嘗試解決八樓問題,但遺憾地大多方案本 質上並無助解決,如簡單成立一個溝通平台。而早幾日重讀在末屆周年大會的文件,結論是大家(在八樓議題上)未有共識,所以暫時不會採任何行動。共識是頗有趣的,因為他們會包含八樓現時的使用者,當中包括學聯以外的使用者。」今年的常委看法又如何?李指「我們理解再拖延事件其實不是解決方法,但同時我亦認為我們不適合再找機會增加雙方隔閡。」「學聯目前實在有太多事情要處理,如抗爭者支援基金、與自資院校建立關係」「加上今年能處理,仍未必即時見到成果。而有些事情,我們可以在短期有效果」劉李二人的說法均指出八樓對他們是一項責任,但當前只屬其中一樣。

 

如何傳承

改革推行前,學聯一直有在各成員院校做諮詢工作。劉昕雋認為「我們必須經過一個重新介紹、教育的階段。而在學生組織的傳承上,我們並不強求後人跟隨,或可當作一個分享,但要清晰指出學聯是個怎樣的組織是我們的責任。如果只能對外跟人說『呢個係個好動態嘅組織,之後嘅事就交畀你啦』,這說法其實甚為不負責任。所以在這前題下,我都希望能完成是次改革。」而就與自資院校的合作,劉亦作出補充「這類院校並無一個對公眾問責的需要,校內的學生組織要發展相對困難,更莫論要爭取學生的權益,所以與他們合作並非希望他們進入學聯,而是希望能在此局限上協助他們。」

改革著重合作,學聯又會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劉指「或者在願景上人各有異,但我希望學聯在未來會變成一個不靠在鎂光燈下出現的 組織。對外或者透過文宣工作;對內(泛指學界)則可能是一個廣義跨政治平台,就如跨黨派的支援基金,減少紛爭。當然在政治議題上 會否走前就留待後人定奪。」

對以往學聯被批「騎劫」的問題,他又指「以前的常委會其實像另一支幹事會,在第三十屆學聯以前所走的就正是幹事會制,之後的人則 見學聯無法用領袖角色帶領學界,所以才會出現常委會、秘書處等部門向同學問責。坦白講,近年學聯的『幹事會味』並未有去除,不同學生會的核心會在學聯組成一枝學運莊,但這又牽涉到組織自主的問題。所以改革的重點除了架構的轉變,其精神轉變更值得我們重視。可見未來社會對學界的期望會重中在各大學生會本身,回應數年前『學聯不代表我』的批評, 這組織名銜的管理有時要 has to be seen to be done,所以要令學生的觀感有轉變才能真正完成改革。」對他來說,學聯六十年來所走的,就是平台化。但他又不認為會令學聯「唔做嘢」,學聯仍能主動參與現時學界較少的恆常支援,可稱之為傳承或他認為的「知識轉移」,例如如何不單靠口述將經驗過渡到之後的人。

話題轉到這大半年的經歷,李軒朗表示從一開始參加學聯,他就未奢望在學聯帶走甚麼,他和劉當初競選時已接近畢業,但又想起退聯時對學聯的認識,便希望借參與學聯使其找到一個合適的定位,「不論後人如何定位學聯,我仍有個責任去為之後的人提供一個好框架,而後人想為此再作修改,就由他們透過民主機制或校內公民參與去達成。當務之急,最重要的就是要擺脫過往學聯的刻板印象,這亦是與部分人有分歧的原因。」正因如此,八樓的問題並不可以透過一個溝通平台解決,否則只會繼續成為八樓與九樓的事情,而無法令同學感受到轉變。「當然我會尊重八樓會介入部分非主流的議題,儘管此種支援應被欣賞,但仍要在一套機制下進行,例如以學聯屬下的組織行 事,但事到如今,仍未有任何提議能實行。」

「當然我會尊重八樓會介入部分非主流的議題,儘管此種支援應被欣賞,但仍要在一套機制下進行,例如以學聯屬下的組織行事,但事到如今,仍未有任何提議能實行。」

劉昕雋坦言八樓跟進的議題,他是既無力參與,遑論意識形態上的出入,所以他個人是尊重他們,但當觸及資源問題,學聯部分基金的 錢終歸是學生,因而要考慮到問責和透明度的問題,不能因為有多積極參與社會議題便推搪問責之必要。他亦反省當政府不斷被批評亂使 錢的同時,學聯本身是否有做得更好的空間。「另一面,在傳承上,很多人都會講到老鬼、承傳很重要,但如果連繼後的人都不願聽,又談何承傳?真正的承傳我認為是要之後的人自願接受你所提供的,並得到成長,從而在其職位上運用到的經驗,最終令學界得益。但如果單純手持一個物業,然後自稱在做承傳工作, 對部分學生而言或難以接受。要避免此尷尬情況,一是透過在體制內,當然前提是你是個學生;另一種渠道就是被准許的無薪付出,雖然多少有點嚴苛,但我自己都很可能日後會在學界如此做,否則難以說服他人你的付出是衷心的。」劉反對將付出與利益掛勾,然後以承傳開脫。

他隨後談到他在澳洲一所大學的經歷。當地的學生會與英國行牟利制的不同,但同時有承傳的功效,做法是學生會就是公務員化,有上百 名職員,部門主管卻不是學生而是長期職員, 當然這依靠那批職員不要越權,從一個行政、 專業面向輔助學生決策;放諸今天學聯亦有一名全職職員,不管政治氣候的轉變,依然會協助運作,但若要做到如澳洲的規模,則勢必做成極大財政負擔。劉認為,在我們不斷談承傳的時候,視野不能單單停留在香港。

 

抗爭支援 刻不容援

學聯早前撥出百萬元成立抗爭者支援基金, 協助抗爭者的經濟費用。有人或會質疑基金 的可持續性,李軒朗認為「學聯有足夠資金 的,但同時不可能長期給予一個赤字預算, 否則影響學聯財政穩建。其實學聯財政最大 的問題來自學聯及學生活動基金有限公司 (HKFS Fund Limited),學聯的公司在上環有出租一商用物業,公司有約一百萬元資金,但若要從中取錢,則要透過一個恆常機制,但往往因各種原因而未能成事,如未能與馬逢國或一些可稱之為「萬年國代」等成員會面,所以要處理行政上的考慮。如果公司能正常運作,每年能撥數十萬元予學聯做經費,但只不過目前無法使用,加上學聯的資金亦要小心運用。」

至於基金的操作,李相信目前不會與其他組織合作,但會有互動。劉認為學界有其獨特性,而非政黨,在對外議題上,不論立場好壞,但就不可以為任何一個黨派背書,所以才會出現「跨黨派」的宗旨,加上「撇除立場問題,學界的流動也是我們的考慮,當去到下年,我們又是否要之後的人『執手尾』?或者過幾年後,政治立場又會出現轉變,然後又會出現一輪爭辯,因此一切從簡。」基金使用則為學生優先,或者當時事件發生時以學生身分參與 (註:執筆時,學聯仍未就此優先次序作最終定案,故可能有出入)。

 

後記

學聯曾經站在社會事務的最前線,到今天, 有院校學生會離去,也有的留下。誠然對學運力量確實會有影響,而且逐漸會有更多的浮現。同時,亦有個別聲音指重新入聯,這固是各大學學生的選擇,但同時重新入聯會否將現有的問題解決?筆者認為其利弊要留待學生自行判斷。

最基本而不變的立場是,學生不會從香港社會大議題上退場,我們或會有各自的身分或 願境,但終歸是為自由而奮鬥。只要我們就能團結一致,不論站在何地,也能砥礪前行。筆者亦希望學聯能在經歷多番轉變後,能在這大時代找到他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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