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時事政治進化的獨裁者──中共19大

【進化的獨裁者──中共19大3】全面管治「新」時代

2017 年 12 月 12 日

西環碼頭一景

引子:「又沒有人閑著沒事」

二零一七年十月中的一個晚上,我和幾個大陸朋友去西環的貨運碼頭喝酒吹風。碼頭上清楚可見干諾道西160號的球形頂樓。

幾個人開始倒苦水。有一位同學回憶,有一次憲法課課後,一名本地學生上前對講師說,他一定不會讓中共奪走香港的民主和法治,跟著點了點頭。講述事件的同學語帶不解,甚至覺得有點搞笑,說「又沒有人會閑著沒事幹要來搶你們的民主法治」。我笑笑,不接話。

……

幾日后,十月十八日,中共十九大開幕。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開幕式上的報告給予港澳台的篇幅超過往年。其中,關於「全面管治權」的論述令外界反應頗大。

報告要求:

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牢牢掌握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中央對香港、澳門全面管治權,

並且

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性、不走樣。

二十四日,中共十九大閉幕。習近平獲連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香港特別行政區……」

有人驚詫於這次所提到的「全面管治權」,仿佛第一次聽説過一樣。但其實這個説法早在國務院於二〇一四年發佈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裏出現過:

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

這是這幾個字第一次這樣出現在一起。《基本法》的原話是這樣的:

第二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

第十二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如此看來,《基本法》的意思的確是香港的一切權力,包括「高度自治」,都從中央人民政府來。「全面管治權」的提法並無太大問題,在《憲法》和《基本法》下,中央與香港的關係按法律本就如此,只是未明確得如此沒有迴旋餘地。「高度自治」其實脆弱得令人膽寒。說港人對高度自治不切實際並不冤枉;但若要說港人沒必要怕,那就是扯淡了。

亦有觀點認爲,因爲有「有機結合」四字,所以港人應該放心。具體的理由是:中共所説之「有機結合」是要「辨證」地「取長補短」,是要「揚棄」,要統一矛盾的雙方,固然會强調管治權,但亦會尊重高度自治。而顯然,這個詞也有領導説過。在中共十八大上,胡錦濤說:

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

報告起草小組的組長,是習近平。

這個字面理解確是很到位。只是,倘若讀者熟悉中共的話術,便會知道,這種詞匯已經被濫用到一個地步,即這些詞匯本身的語用已偏離其原有語義。鑒於中共歷來漂亮話説盡而壞事做透得表現,究竟這個詞匯是否真如前面那個字面理解所説,真的指一種調和——儘管筆者深刻懷疑這種調和能夠存在——筆者持懷疑態度。這個問題本身很值得探討,但超過了本文的範圍。

被捅破的窗紙背後:「古老的敵意」

自然,習近平的報告也如往年一樣强調「維護國家統一」、「堅決反對分裂」。不過今次報告措辭尤其强硬,傳達的訊息再清晰不過:你們想都不要想,反正最終我們決定一切。面具終於被撕下。不,是窗戶紙被捅破,被扯爛。這層窗紙背後的,是一種惡意。有的人覺得這個惡意是突然出現的,覺得香港要不好過了。其實不然。這個惡意由來已久,且其兩個來源亦是古老。

一個來源是民族主義。在近代以來的民族主義敘事中,香港是一個「國恥」。這套敘事被中共繼承,並不斷激烈化。香港被形容爲近代來所有被侵略的開端,「恥中之恥」、「萬恥之始」,必須昭雪。這個「昭雪」便是要堅決收回所有主權治權,要去殖民化。但是很遺憾,香港的成就,或者説香港之所以為香港,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爲這段「需要被去除」的「殖民影響」。我們無法否認很「中國的」因素存在於並且滋養著香港,但無論是多元包容的社群,還是自由且繁榮的市場和社會,還是相對完善的法律和有司法獨立的法治,還是社會風氣、市民氣質,客觀上的確也離不開這段「被殖民的歷史」。

很遺憾的是,在「大一統」的民族主義觀念裏,這種自由與不同,這種受影響之重,是離經叛道、數祖忘典,亟需被糾正;香港人的握緊不放,便是「人心未回歸」,是反叛和「戀殖」,是不服王化,必須被討伐;甚至「高度自治」都是其眼中釘。大陸媒體對「佔中」和「傘運」及之後民運與泛民的報道亦是參照此,將之塑造成反叛,是「外部勢力」煽動,將「港獨」與之挂鈎,企圖煽動大陸對香港的不滿。而今,中國官方不斷企圖製造「中國,强國崛起」的民族主義與自豪感,更加强調所謂「中國特色」與「自信」,拒斥並引導民間拒斥普世價值等等——對,其中包括港人崇尚、追求並守護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包容。同時,習又不斷强調所謂的「偉大復興」,并將香港裹挾進去,將港人的每一個哪怕只是不情愿的表現表述成一種背叛與惡意。在這種氛圍下,香港從北邊所受的不容忍甚至是惡意越來越大,而中共在内地亦會獲得對其對港動作的更大支持。

這另一個來源,是威權政府對自由世界的原生敵意。北京作爲一個威權政府,自然會警惕任何會使其統治對象不穩定的因素。香港在「大一統」敘事下和單一制内是一個不是很自洽的存在。她與中國其他地方不同:享有高度的自治,立法尚有些制約政府的功能,司法是獨立而公正的,有自由有法治,市民享有内地民衆所不事實享有的權利。這些都有可能致使北京的受統治者產生鬆動——更不要提香港民運分子對中國政治進程的持續關注和對内地民運的支持與輸送。

同時,這個威權政府也很懼怕香港脫離其掌控。一方面是這種脫離會暴露,或至少使之顯得,無能。如此,民衆對其信心可能流失,而這種失控亦有一定可能傳播回内地。另一方面,倘若香港的失控不僅是治權上的,還是主權上的,這將使其在「大一統」的民族主義敘事裏的形象崩塌,而這個敘事乃是其精心培植起來的合法性來源。

自然,如筆者在這一部分開頭所説,這些都不是近年才出現的,因爲兩個都是民族主義和威權統治原生的。之所以説是撕下面具,是因爲之前幾届的中共高層都出於無意或有意,出於假裝或是真實的對香港乃至西方制度的好感或至少是不反感,容忍甚至支持香港的不同。而說窗紙被戳破,則是因爲其實很多人都知道(不負責任地引用北島的書名)「古老的敵意」的存在。

《基本法》的陷阱

我們回到引子。

那位港生說,不能讓北京「奪走香港的民主和法治」。

奪走的前提是擁有。至於香港有沒有民主和法治,如某位老領導所説的「凡事都要按照《基本法》」,我們先來看看《基本法》的條文。

《基本法》規定,政府提出的議案具有優先權,而其法案亦是僅需全體半數便能通過。政府提出的議案與法案不受限制。相比之下,議員若想提出關於政制等的議案或法案,則需有行政長
官的同意。同意過後,須分別在功能與直選組別通過方能通過。

《基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行政長官有權「任免各級法官」,向中央提名律政司長、廉政專員和審計署署長任免。第五十七、五十八條規定,廉政公署和審計署「獨立工作,對行政長官負責」。第七十三條:立法會職權之一乃「同意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

當然,《基本法》第十九條確定特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第八十五條申明法院「不受干涉」,第八十九條限制行政長官對法官的免職。

可以看到,在香港的政制中,確實存在一定對行政權力的限制。但這顯然不夠。本港無法完全直選具代表性的議員且無法真正通過普選得出能被問責的政府。這使得民意的監督很難有效果,所謂「民主」只是表象。同時,法院和律政司的人選又很大程度上受制於行政,這使得司法是否能足夠獨立於行政存疑。這套已經由行政主導的體系很大程度上得依靠行政部門乃至行政長官本人對立法權力和司法獨立的尊重和素養,才能不落入行政統領一切的威權統治。不過,縱然現在的跡象表明檢控權被政治化,香港司法獨立始終還是被確立,法治在名義上還是存在,雖然實踐上往往需依靠法官的剛直正義。

再次說回引子。雖然我不同意那句感嘆,但我認爲這位朋友所說確實觸及了一點:北京不關心香港的「民主」、「法治」。當然,這「不關心」不是說北京會放任自由,而是說根本不放在眼裏。這兩者對他們而言是他們維持門面和統戰的小恩小惠,全國來看反而能帶來不穩定性,但是他們大手一揮就能作廢。而在這,香港人完全無力抵抗。

第十七條將香港立法的最終權力交予了中央。香港立法會的每項立法須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而後者可將法律發回,被發回者當即作廢。

儘管第十八條規定了僅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於香港實施,該條保留了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附件三的權力,並授權中央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宣佈進入戰爭或緊急狀態時,在特區實施全國性法律。

第一百五十八條:《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本條授權香港法院自行解釋大部分條文,但將涉及中央管轄事務和中央與特區關係的條文的解釋權保留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儘管本條對終審情況下的釋法的程序和條件做出了限定,但並無對其他情況下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否能主動釋法做出規定。

有人或許會說《基本法》已經有很大保障,但這些保障很容易被消除。第一百五十九條:「修改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大若想單方面修改《基本法》,實際上是沒有太大限制。相反,若立法會意欲修法,限制則非常大,修法提案甚至可能無法到達全國人大表決那一步。

簡而言之,在目前框架下,中央對香港能爲所欲爲,後者根本無力抵抗。無論是去年的宣誓案釋法還是最近納入附件三的《國歌法》,都再次說明所謂「高度自治」和各種看起來很清楚的保障都很脆弱。程序上來看,北京無論是釋法還是修法,都不會有法律問題,法官只能照判。這便是最恐怖的。

香港「何處去」

如此看來,香港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制完全同化似乎無法避免,甚至步伐將會很快。所謂「五十年不變」不過是一個過渡期,一點一點磨去香港的特質,慢慢把香港融進其絕對威權的體系裏。

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將親筆題字「香港明天更好」,贈予行政長官董建華。圖片來源:香港年報

猶記當年鄧小平對李嘉誠承諾香港五十年内五十年后都不會變,制度會不斷接近,但也是内地向香港學習。不知道這裏面的誠意有幾多,但聽來的確是令人安心甚至有那麽點希望。但現實顯然與此背道而馳。中央的手越深越長,說好「高度自治」,但其實不甘不願。縱然中央若想要親自介入不是很大問題,但如此朝三暮四反復無常,令人嚴重懷疑其誠意與信用。

不過,在《基本法》都不允許的情況下透過或是任由中聯辦等機構干預這種完全不合乎程序的事情都能做得出來,我們又能指望什麽?

如果説九七之前港人覺得風雨飄搖前途不明,那現在則是前路明瞭山雨已至。都說香港還有經濟活力還很自由。但是,這種活力在決策糟糕、自甘墮落、毫無創造力的政府治下能維持多久?面對中共的越來越强硬,這份自由又能怎麽持續?

答案其實再清楚不過,香港不會像四九年的上海那樣暴斃,但會經歷更漫長的一場死亡——誠然,在習近平上臺前我們普遍相信事情會變好。

自然,筆者寫這篇文章不是爲了潑冷水或是唱衰,而是爲了說明,其實我們現在經歷的,過去已有昭示,是過去的延續,而未來亦將是現在的延續。「新時代」一點都不新,我們懼怕的趨勢會繼續下去。在這裏我們只能做好長期鬥長命下去的準備。

(麥思文,我在化學實驗室裡畫句法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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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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