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時事政治置頂進化的獨裁者──中共19大

【進化的獨裁者──中共19大2】在黨國與領袖之間:中共黨代會回顧,1949─1976(中)

2017 年 11 月 18 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典禮

1949年,中共建政,完成了自身由「革命者」向「統治者」的轉變。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中共的「革命路線」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懂得把握住彼時中國氾濫的民族主義情緒的共產黨,在中日戰爭爆發階段便已打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號;在被國民政府圍追堵截,幾近亡黨情況下,共產黨喚起大眾輿論的同情心,求得了喘息之機,並最終通過「雙十二事變」(「西安事變」)獲得「團結抗日」之下政治和軍事地位上的「合法性」。繼而,成為一個割據甘(肅)陝(西),外通蘇聯,據有雄兵的強大勢力。

日本投降後,中共繼續鼓吹民族主義和民主價值,利用大戰之後的厭戰情緒,打出「和平民主建國」的口號。同時,他們將國民黨渲染成為「勾結美帝」的「腐敗政權」,加速分化早已備受質疑的國民政府的公信力,把自己打造成為「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真正核心,取得了大量中間派人士的信任。此外更在其意識形態建構中創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承諾在其奪取政權後將建立「多黨聯合政府」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將「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原旨,掩藏於「民主革命」指導下的「新民主主義」之下,此舉贏得了國共內戰期間社會上大量的支持。

中共通過自己在「革命路線」上的變化收穫了民心,奪取了政權。而建政之後的中共,卻迅速以「人民民主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代替「新民主」,以「共產主義」取消「新民主主義」,將曾經的民主承諾撕毀殆盡。制度上,中共亦以其主導的「人大」代替了多黨聯合的「政協」,將「多黨聯合」變為「中共領導下的多黨合作」,使民主黨派淪為「花瓶擺設」;而中共的黨代會更是凌駕在「人大」、「政協」之上,成為國家制度內實質上的最高權力機構,「以黨領政,以黨代政」的黨國體制暴露無遺。

另一方面,自1945年以來取得「獨尊」地位的中共領袖毛澤東,亦在建政之後逐漸蛻變為獨裁者,甚至與自己創立的體制格格不入,最終通過發動「文化大革命」擺脫體制對其獨裁的束縛。事實上,「黨國」與「領袖」的二元存在,主導著毛時代中共政治的演化,而「黨國至上」與「領袖萬歲」之間交替運作又相互影響,又使得五年一度的「黨代會」作為最高權力機構,徘徊在兩者之間,在「路線定性」和「組織人事更替」的雙重任務下反覆不定。「黨代會」如何在這種二元性之下主宰共產黨與中國的命運?筆者將在接下來的論述中細緻分析。

從黨國「議事堂」到領袖「傳聲筒」:兩次「八大」中的中共體制轉變(1956,1958)

中共建政之後的近三十年,毛澤東是這個新興政權的「當然領袖」,而「毛時代」(Mao’s Era)也成為了中國大陸在這歷史階段的通用名稱。前文已述,在1949年中共建國後,將曾經的民主承諾一一收回,迅速建立起一個以黨領政,以黨代政的黨國體制。而這個建制程序,則以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全國人大的召開,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頒布,和1956年經濟完全國有化的完成而告一段落。而在黨國體制大功告成之際召開的中共「八大」,則是對黨國體制本身進行正名、詮釋和規劃的必要過程

在1950年代的中共,儘管毛在黨內擁有著「亦君亦師」,尊崇至極的地位,但毛卻並不能因此而乾綱獨斷。中共黨內的「民主集中制」——即「個人服從集體,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仍然限制著毛的絕對權威。在治理國家,發展經濟等問題上,毛更是一個門外漢,往往只能服從黨內高層的共識,甚少提出自己的意見。黨代會的討論重點多是關於「經濟建設五年計劃」,且最終通過的決議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由此看來,中共「八大」更多傾向於以一個施政者的角度討論國家治理與經濟發展的議題,而黨代會中至為重要的「路線方針」與「組織人事」亦為了國家發展而服務。路線上,毛澤東受中共中央委託在八大籌備期間所做的《論十大關係》的報告,重點從經濟層面論述中共的施政措施,而中共在八大期間重要的人事任免,亦主要是將黨內專長於經濟建設的人才,如陳雲、李先念、鄧小平、薄一波等在專門職位加以任用。

《論十大關係》書封。來源:共產黨員網

遍觀毛時代中共的黨代會,「八大」可以說在政治理念上最為溫和,最為中立亦最為理智的一次黨代會。在黨國初建之際,中共需要為其黨國體制的合理性進行自辯,同時亦需要用經濟上取得的績效導民之口,換取民眾在政治權利受到嚴重侵奪下,對之的繼續認同。因而中共「八大」一改此前黨代會糾結於路線與意識形態問題的政治爭論,而轉變為黨國之中擁有最高地位的「議事堂」。

好景不長,雖然八大所確立的政治理念「防左反右」較為務實理智,在兩年之後重新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中卻予以取消,轉變成了「大躍進」的狂飆。毛時代唯一一次「善議」的黨代會,在短短兩年之內的夭折,自然也同「領袖」逐漸侵奪「黨國」,獨掌權柄的政治演化密不可分。在「八大一次會議」中,毛僅僅作為中央委員會的代表,闡發中央委員會依照黨國高層內部的「民主集中制」而共同決定的政治報告;而「八大二次會議」上,毛便可以以個人的權力和權威廢黜掉兩年前的決策層共識,從而締造出一個更符合自己心意的經濟走向。中共「八大」的兩次會議,恰如反映中共體制內部「黨國」於「領袖」孰重孰輕的「晴雨表」,而「八大二次會議」之後,中共無論是在黨代會上還是在日常的政務上,「集體領導」的存在愈來愈弱,而「領袖」的聲音則愈來愈強。

「皇帝」與「太子」之爭:文化大革命中的九大和十大(1969,1973)

前文已述,在八大二次會議後,中共的實際政務和黨內決策,逐漸從「黨國」向「領袖」手中轉移。而當領袖攫取了幾乎完全的政治權力後,中共固有的嚴密的組織力量,便成為了妨礙領袖獲得絕對權力的最後一道柵欄。於是,毛通過煽動群氓,發動一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最終將自己曾經創立的嚴密的黨組織摧毀,繼而重新建立一個服務於領袖獨裁的新的極權體制。

在這一體制中,黨代會自然失去了其作為國家最高的議政機構的作用。而當毛揭發一個接一個「反革命集團」,黨代會又急於為其「背書」時,我們只能認為,黨代會僅僅只是附屬於毛澤東政治鬥爭的一種工具,成為「皇帝」誅殺「太子」的「行刑場」。「領袖」通過黨代會,在宮廷鬥爭勝利之時,對往往是自己「接班人」的政敵,進行名譽上的徹底污名化,給予對手最後一擊。

讓我們來具體回味「文革」期間中共黨代會的荒唐。1969年的中共九大,一直以來被認為是中共歷史上最可笑的一次黨代會。縱使是在中共自己的官方論述中,九大亦被定性為「從組織到路線完全錯誤的一次大會」。路線上,九大唯一的目的,便是重申毛澤東所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並將毛發動文革所針對的頭號政敵,也就是曾在延安「整風」運動中被毛提拔,並作為毛長期的「二把手」和「接班人」的劉少奇,予以「永遠開除出黨」的處分,再加以「叛徒、工賊、特務」的徹底污名,給予最後的打擊。據說,毛澤東專門將中共九大選在劉少奇的生日開幕,並在開幕式前送給在監獄中受批鬥的劉少奇一個收音機,以便讓劉在生日當天聽到自己的判決,體現領袖對自己的「關心」。劉在這樣的打擊下,迅速病倒,而在九大結束,劉失去被毛當作「活靶子」攻擊的作用後,毛亦下令停止了對劉的治療,劉在九大結束後不久便去世。死前沒有床,沒有棺材,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沒有。其死亡證明上僅有帶有污名色彩的「劉衛黃」的化名,屍體亦草草火化了事。

九大的代表,大多是文革中各地紅衛兵和造反派的代表,他們並非黨內的「精英」,而是領袖所屬意的群氓領袖。而同時,黨內真正的精英,即八大所選舉出來的中共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亦都幾乎在八大至九大之間的數次政治運動中被打倒;新補選的中央委員,也大多是勞動模範、模範兵等意識形態偶像,和文革暴發戶林彪、江青等政治派系中的成員。譬如說後來被劃為江青「四人幫」成員之一的王洪文,在中共九大之前僅僅是一個地方工廠的工人,卻在九大中猶如坐火箭一般地被迅速提升為中共中央委員,後來更成為了中共副主席,讓人啼笑皆非。但王洪文的崛起並不是九大的人事安排中最荒唐的部分。政治暴發戶林彪在九大中被確立為毛的「接班人」,其「接班人」的地位竟赫然列在中共黨章之中。以致於當1971年林彪因與毛不合北逃蘇聯墜機,且被定性為「反革命集團」後,黨章上的「接班人」地位仍然沒有被取消,林彪的語錄、題詞、畫像仍然存在於大街小巷,存在於人手一本的「紅寶書」——《毛主席語錄》中。而各地的中共黨組織,只能要求黨員在印有林彪的頭像、語錄、題詞的諸多宣傳品上打叉,以表示對這位黨章上列明的「繼承人」的「大逆不道」罪行的懲罰。

在林彪事件爆發後,草草召開的中共「十大」,意圖便昭然若揭了。十大的任務核心,即是消除掉林彪事件的影響,將所謂「林彪反革命集圖」成員亦「永遠開除出黨」。而在政治路線上,「十大」亦只是將「九大」中林彪的有關論述刪除,並沒有任何其他的刪改。基於林彪在包括中共九大在內的文革前期擁有極大的影響力,中共「十大」所提出的諸多決議便顯得十分諷刺。而心力交瘁,垂垂老矣的「領袖」,居然在閉幕會上難以起身,以至於打破了逢會議閉幕領導人先行離場的慣例,在自己的座位上「目送」各位代表離去。而毛通過文革建立的極權體制發展到中共「十大」,恰如毛的身體一樣,重病纏身,積重難返,只會在沉悶中走向滅亡。

「革命死了,革命萬歲」:毛時代黨國體制之反思

「革命死了,革命萬歲」,馬克思的這句話恰如其分地形容了毛的極權主義對於中共和中國的意義。在極權體制下,中共的黨代會依附於領袖與自己「接班人」之間的宮廷鬥爭中,沉淪於革命狂飆時代中,失去自己原有的地位。而只有當這種革命狂飆伴隨著領袖的「駕崩」而真正的死去時,中共和其所統治的中國才能夠慢慢步入正軌。而死亡的革命,也就由此實現了其唯一的意義。遍觀毛時代中共的三次黨代會,「革命」的陰影其實從未遠去,這表明了中共尚未從一個「革命黨」向「執政黨」的成功轉型,使得「革命」在這個本應發展注重經濟建設和休養民生的黨國之中仍然佔據核心價值,從而與黨國理應選擇的發展取向相悖。

另一方面,「革命」亦成為毛澤東不斷破壞黨國體制、侵奪黨國權威,構建自身絕對主義統治的最佳工具。「革命」的視角下,二元對立的鬥爭是其話語敘述之核心,而毛時代的三次「黨代會」,無論是「八大」在經濟建設上「左」和「右」的討論,還是「九大」、「十大」中對「革命」與「反革命」、「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之間的鬥爭,無一不是在這種二元對立的革命話語體系下進行的。中共以革命奪天下,而當其嘗試以革命治天下時,黨國的運作邏輯就成為誰「更革命」誰便更有「話語權」的模式,而作為「亦君亦師」的毛,相較建政後漸趨官僚化的黨國元老們自然擁有更多的革命話語權,也因此在與黨國的權鬥中最終得以勝利。

在「黨國」與「領袖」之間,中共黨代會既不能決定意識形態路線,亦無法干預領袖在政治清算中的人事佈局,更遑論在經濟停滯之時「指導國家發展」了。黨代會在宮廷鬥爭的硝煙之中顯得失格,成為討論彼時中共政治體制之中一個較為贅餘的成分。而當毛駕崩,極權體制隨即瓦解之後,中共才重啟了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以專注建設的「改革開放」的核心價值替代了「革命」,重建了黨國體制之下的國家秩序,並在此秩序下迅速崛起,於短短三十年之內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主宰東亞格局的政治強權。由極權國家向威權帝國轉移的過程中,中共的黨代會又處於怎樣的地位?其在黨國路線指導與人事安排上又會出於怎樣的考慮來進行?筆者將會在最後一篇中共黨代會回顧中為讀者一一展現。

(梓湉,沉浸在書山中的中史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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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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