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時事政治進化的獨裁者──中共19大

【進化的獨裁者──中共19大1】會議即政治:中共黨代會回顧,1921─1949(上)

2017 年 11 月 17 日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來源:新華網

10月18日至24日,是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會期,歷時不過一週的黨代會,中共卻以將近一年的時間,一方面防微杜漸,隔絕一切可能造成「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另一方面亦在宣傳攻勢上開足火力,極力抬高「黨代會」在中共黨國體制之下的地位與價值。

看上去,黨代會短暫的會期與其崇高的地位似乎並不匹配,然而黨代會之於中共最重要的意義,並非形式感極強的 「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這般官樣文章,而是黨代會一方面對黨內「路線方針政策」的「定位」與「定性」,以及與之關聯性極強的人事任免和組織更替。這種以會議決定未來政治走向的方式,事實上成為了中共獨特的政治文化,而「會議即政治」的政治文化,亦在中共建黨之初便已見端倪。

中共的各個勢力如何在「路線」與「組織人事」兩方面通過歷次黨代會進行角逐?而中共在歷次黨代會後又是怎樣以「人政合一」的模式踐行或「反動」黨代會的目標的?筆者將以三篇文章,從中共建黨和建政兩個階段,分別回顧自一大以來歷次較為重要的黨代會,展現中共在歷史上衝突與鬥爭不斷的演進歷程。

中共一大:混亂時局中的「建黨偉業」(1921)

2011年,中共官方在建黨九十週年的紀念期,重磅推出了半宣傳性質的電影《建黨偉業》,以半神話、半歷史的形式,記述了中共官方話語體系下中共的建立和中共一大的籌備過程。事實上,中共一大的召開,可以說僅僅是一場歷史中的意外,無論是創黨者李大釗、陳獨秀,還是中共一大代表,都僅僅將創立「共產黨」一事視為是風起雲湧的政治思潮和社團運動中的一抹淡色而已。對創黨的李陳二人而言,教授的本職明顯重要於一個業餘的社團的建立,而對於「建黨偉業」中粉墨登場的諸多「創黨者」而言,共產黨或許也只是隨性加入的一個喜談國事的討論組而已;就連日後位居中共高位的如毛澤東、張國燾等人都忘記了中共一大的具體日期,以至於只能用一個「七月一日」的概數來慶賀「建黨」,與中共一大事實上召開的日期相距足半月有餘。

而遍觀中共一大代表,十三人中有六人脫黨,其中還不乏諸如陳公博、周佛海這樣歷仕共產黨、國民黨、汪精衛三組織或政權的政治機會主義者,不得不說中共的建立,並沒有其後來意識形態敘述中的那麼具有「開天闢地」的宏大敘事。至於中共一大所通過的決議,更是一個不具現實意義的理念宣言。與會代表在蘇聯共產國際代表的參與和指導下,通過了一份完全依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規劃的「決議」,在一個由五十二人,且大多數為知識分子組成的小的政黨中,所謂「發動工人暴動」、「聯合無產階級」等口號,既不符合彼時中國的實際,亦完全超過了這個小黨的運作能力。

當然,在這個僅有十幾人參加的會議上,人事鬥爭並非不存在。一方面,因事務纏身或不願展現過於激進的政治取向而「神隱」的中共創黨領袖李大釗、陳獨秀,仍然將自己的觸角觸及到了會議中——李大釗派遣了自己的學生,亦是日後中共重要領袖之一的張國燾參會;而陳獨秀則先後派出陳公博、包惠僧二人作為他的「傳聲筒」,包惠僧更是作為陳的個人代表,而非黨代表參與會議。而中共第一屆中央局的組成,實質上也是李、陳二人在黨內組織權力上的分割——陳獨秀缺席擔任中央局書記,而代表李大釗的張國燾則擔任了副書記和組織部長,統領了黨務和人事大權。另一方面,共產國際的陰影亦在此時出現,作為共產國際遠東局成員的維京斯基和馬林在中共建黨大會的強大的存在,已然體現了這個新興出現的政黨受到了十分強大的外部勢力的干預,事實上彼時蘇聯對中國政務採取了多渠道多方位的滲透,包括盤據廣東的孫文,割據東南的吳佩孚等都曾經是蘇聯在中國的扶持對象。

蘇聯的扶助名義上是在踐行「世界革命」的理念,向外「輸出革命」,實質上則可以被理解為舊沙俄帝國遠東擴張政策的一種延續。而中共彼時作為一個初生的小黨,自然拒絕不了這個既在意識形態上與己雷同,又能夠給予大量財力、物力和人力援助的「老大哥」。因而中共甘願成為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自成立之初就喪失其獨立自主性,並在此後漫長的時間內無論是路線還是人事上都不由自主地隨著蘇聯的帝國政策起舞,也因此中共長期以來受到民國主流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氛圍下的知識分子的唾棄。由此可見,人事的爭奪,路線的交鋒,已然在中共一大露出端倪。而蘇聯對中共的介入,則更進一步地暴露出「黨代會」本身強烈的宮廷政治屬性,將「克里姆林學」與中國傳統的宮廷傾軋相結合,形成中共獨特的「鬥爭哲學」的雛形。而蘇聯對中共的影響,亦在一大此後的數次大會得以體現。

「左右搖擺」:共產國際指揮棒下的「二大」到「六大」(1922—1927)

一大以後的中共,實質上承認了自己對共產國際,也就是蘇共的隸屬地位。而這一時期的中共黨代會,實質上也就是在共產國際政策指揮棒的指導下,對蘇聯在中國政策的數次「轉彎」的傳達、解釋與回應。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中共高頻次地分別在1922年(二大,上海)、1923年(三大,廣州)、1925年(四大,上海)、1927年(五大,武漢)和1928年(六大,莫斯科)召開五次代表大會,以適應蘇聯對中國問題搖擺不定而強勢的指導。

事實上,彼時蘇聯對中國問題搖擺不定的政治判斷和決策,亦與蘇共中央內部因政治鬥爭產生的混亂相關。因列寧去世而導致的蘇共黨內托洛茨基派和斯大林派的對立和斯大林派的最終勝利,使得蘇共在很多國際問題上喪失了前後的一致性;我們可以發現,列寧去世(1924年)之前,蘇共對中共的政策指導,無不是在要求中共加入到由孫文領導的國民黨的「國民革命」中。這與彼時蘇聯在支持孫文有莫大關係。而列寧去世後,尤其在孫文亦相繼去世(1925年)後,斯大林與托洛茨基圍繞中國問題爆發的「論戰」,就使得共產國際在此一階段的對華政策不斷轉彎。

首先,在1925─1927年的「國民革命」期間,托洛茨基認為中共在國民革命過程中壯大自身實力後,應立刻脫離國民黨自行發動革命,而斯大林則要求中共仍然依附於國民黨,並將組織和軍事的領導權都交給國民黨。接下來,在1927年的清黨後,托洛茨基認為中共應「等待社會主義革命的機會」,而斯大林則認為在諸如南昌起義之類的軍事暴動的鼓勵下,「以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新高潮就要到來。政策和理論上的相互攻訐,使得中共在接受國際指示時,也是「服從代替理解」,僅是盲從而沒有任何自我的反思與檢討。這使得中共在1925─1928這三年間的很多決議不符合中共在當時的現實需求,造成了中共連續的失敗、低潮,甚至出現了身為中共總書記的向忠發「叛變革命」,投靠國民黨的事件。而共產國際在決策失敗後,亦將過錯的責任歸罪於中共自身,先後製造了「陳獨秀右傾」、「瞿秋白左傾」和「李立三左傾」的三次路線鬥爭,使得中共的中樞人事亦在「左右搖擺」的過程中不斷震盪。

在路線指導的同時,共產國際亦在對中共的人事佈局進行直接干預,這一干預尤其體現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之後。在國民黨尚在「聯俄、容共」政策指導下,國共兩黨均選拔了一批菁英奔赴中俄合辦的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學習軍事理論和馬列主義。在這一批菁英中,湧現出的一些受共產國際遠東局青睞的留學生,成為後來共產國際「空降」至中共中央的「留蘇派高官」。在中共六大上,儘管周恩來、李立三等中國本土的精英仍然控制著中共中央的領導權,但沒有蘇共的「點頭」,新一屆的中央或許難以建立;加之蘇聯在保留任用了中共知識分子精英的同時,卻為了強行滿足馬列主義對共產黨“工人階級政黨”的定義,將一個工人運動出身,卻沒有政治可靠性的向忠發充塞為中共的總書記,以至於向最終被國民黨抓捕,繼而叛變,滑了天下之大稽。而「留蘇派」在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支持下不斷湧入,逐漸把持了中共黨務,李立三亦在六大結束後的兩年就被重新召回莫斯科,變相遭到「軟禁」,蘇共對中共人事佈局上的全面控制,在六大以後達到一個高峰。

「紅太陽」的升起, 「毛家班」的建立:「血雨腥風」後的中共七大(1945)

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距上一次中共六大已相隔了18年。18年間,中共已走過了「白色恐怖」、走完了「抗日戰爭」,成為了一個割據陝北,外通蘇聯,有武裝、有實力的強大政治存在。而在中共從六大走向七大的18年的漫長歷程中,其中樞政治最重要的轉變,即是留蘇派的衰退,和毛澤東的崛起。可以說,七大的政治任務,即是承認 「紅太陽的升起」的政治鬥爭成果,在「定性」和「組織人事」兩方面確定毛澤東對中共的全面控制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來源:中國共產黨歷史網

毛澤東在七大上「定調」的準備工作,主要是通過1942—1945年的延安整風運動完成的。高華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中,詳細敘述了毛通過整風運動一步步從文藝領域向政治領域的橫向擴張,和從黨內向紅區所有人波及的縱向擴張的過程。可以說,「擴大化」是毛在整風運動中有意為之的舉動,而毛的「擴大化」,其目的即是向彼時浸淫於共產黨統治區中的知識分子和群眾主體灌輸「以毛為尊,以毛為師」的異化的馬列主義。通過意識形態之架構,毛最終確立了其在中共思想和價值上的「獨尊」地位,而這一地位,轉化進中共七大,即是「毛澤東思想」的提出和奉行。

另一方面,在組織上,毛亦通過整風運動,肅清了黨內「教條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對黨的「毒害」,也就是說,清洗掉了所有對之存在威脅的政敵。對毛澤東而言,「教條主義者」即是在此前十年間一直與其在政治路線和權位上廝殺爭奪的留蘇派;以王明、秦邦憲、張聞天為代表的留蘇派,在六大以來的十年間受到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支持,長期與紮根國內的中共高層進行路線上的尖銳鬥爭。

然而在三十年代末期,蘇聯在大清洗中清洗掉了共產國際遠東局局長米夫,而受米夫青睞的留蘇派菁英也因此成為了無論是中共還是蘇共中的「眾矢之的」。毛恰好把握了留蘇派被蘇聯冷落的機遇,在四十年代初對留蘇派大肆攻擊,除了指責留蘇派是「教條主義者」外,更將「托派」的死罪帽子扣在留蘇派頭上,迫使留蘇派主動退出政治舞台中心,與毛達成妥協以求得生存。對教條主義者的鬥爭,以王明逃至蘇聯尋求庇護而象徵著毛派的最終勝利,而留蘇派的大多數人,如康生、張聞天等,亦在整風的過程中逐漸向毛靠攏,康生更成為了毛日後政治鬥爭的主要設計師,製造出包括整風運動過程中的「搶救失足者運動」在內的許多匪夷所思的政治運動。

另一方面,「經驗主義者」即是國內的共產黨高級知識分子,對毛這個「泥腿子」出身,沒有大學文憑的人來說,黨內的高級知識分子的存在,是其難以「服眾」的重要原因。毛在整風運動期間,鼓動手下的秘書胡喬木、陳伯達等撰文攻擊知識分子,胡喬木更將「知識分子」與「牛糞」類比,最終得出「知識分子比牛糞還不如」的荒唐結論,為毛反擊黨內知識分子做足輿論準備。毛指責黨內高級知識分子為王明的「幫凶」,執行王明「錯誤路線和經驗」,因而是「經驗主義者」,這樣的指責本身在邏輯上難以自洽,卻在彼時延安的反智情緒中能夠大行其道。

與留蘇派不同的是,經驗主義的「頭子」周恩來,本身不是一個具有政治野心的人,在黨內長期居於二把手的周,在經驗主義路線鬥爭一開始便已向毛輸誠,使得「經驗主義派」得以保全,不至於像留蘇派一樣被徹底剿滅。但「經驗主義」卻像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樣,一直豎立在周恩來等黨內高級知識分子的頭上,稍有政治上的動盪,便會被毛拿來當作是他們政治不可靠的「原罪」。

應該注意到的是,毛故意將七大延期許久召開,其本質上亦是為了在「結論未定」的狀態下更好地把持黨政軍務,鞏固自己在黨內的地位。而毛亦在漫長的「黨代會籌備期」內組建起了屬於自己的班底。劉少奇便是在這一時期從一個工作於「白區」,政治上不受信任和歡迎的中層幹部,一躍成為「紅太陽」的副手。隨劉一併進入中共高層的,包括彭真、羅瑞卿、薄一波(薄熙來之父)等人,亦被自然而然地認為是毛的「嫡系」。在血雨腥風的政治鬥爭中,毛最終取得了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兩派的勝利,而與此同時組建起來的以劉少奇為代表的「毛家班」亦使毛能夠在清洗之後維持對黨內的絕對控制和軍事指揮上的不失當,通過七大確立的毛的獨尊的領袖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毛最終確立了自己在中共體制內「亦君亦師」的至高地位,此後三十年不落的「紅太陽」也就在黨代會的確立下擁有了共產黨內法理意義上的正當性。

路線高於人事,蘇聯高於祖國:1921—1949年中共黨代會總覽

從1921年中共建立,到1949年中共建政前,中共總共召開了7次全國代表大會,從最初一大時一個五十多人組成的小黨,到七大時成為一個擁有幾十萬軍隊,數十萬平方公里土地的割據政權。而中共在這一階段的7次黨代會,卻看似與其崛起的歷程難以適洽。

首6次黨代會頻繁召開,卻在蘇聯的挾持下,因為蘇聯政治鬥爭和價值搖擺而不得不隨之起舞,結果黨務越做越失敗,幾近滅亡。而六大到七大之間,在沒有路線「定性」和人事「改組」的束縛下,黨內各派系得以依據實力進行叢林法則下的相互廝殺,而蘇聯和共產國際,儘管有所干預,但總體上也對此鞭長莫及。

在這種狀況下,中共得以不被蘇聯的路線和人事影響,得以在「長征」和紮根延安後喘息,獲得發展,充實實力。而在叢林法則下最終勝出的政治強人毛澤東,則能夠在中共羽翼豐滿的情況下,軟性抵制蘇聯對中共的政治指揮,於中共建政前的最後一次黨代會祭出自己獨創的「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共意識形態的「導師」。然而蘇聯的陰影仍然在中共的頭上盤旋,共產國際的代表仍然在中共的七大出席,而斯大林的親信米高揚亦在七大結束後不久到訪延安,最終為毛澤東在中共的獨尊地位「加冕」。

可以說,中共在建政以前的前七次黨代會,其最重要的特色便是「路線高於人事,蘇聯高於祖國」,黨代會的首要目的既是回應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政策,亦是在配合蘇聯政策的前提下,改選出符合蘇聯心意的黨中央。

在七大之前,孱弱的中共難以拒絕蘇聯對中共提供的大量援助,因而無論在名義上還是實質上都淪為了蘇聯對華擴張政策的「傀儡」。於是,不管是「國民革命」階段「迅速開展社會主義革命」的命令,還是中日交戰階段的「武裝保衛蘇聯」的號召,蘇共對中共的指揮,和中共對之的回應,本身都與中國民族主義氾濫的國情不符,從而使中共難以在中國爭取到支持,成為一個受外國擺佈的帶有「漢奸」污名的少數派。

「主義至上」的前提下,中共似乎很難成為中國的統治者,然而中共如何在戰火中最終獲得「大統」,又如何通過黨代會將自身的革命價值轉變為民族主義價值,中共高層的政治鬥爭又如何通過黨代會繼續演繹,我們餘下的兩篇中共黨代會回顧中一一展現出來。

(梓湉,沉浸在書山中的中史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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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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