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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國慶,誰的歷史記憶4】受困的狩獵文化──從王光祿案看台灣原住民族的法律困境

2017 年 10 月 26 日

布農族獵人Talum上山打獵,遭判刑3年半。來源: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狩獵是「原」罪?

台灣原住民族有著歷史悠遠的狩獵文化,其除了打獵的傳統知識以外,還強調與山林的共處及永續保育,不僅維繫著原住民族與土地間緊密的連結,更建構了原住民族理解世界與自我的方式,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隨著歷代外來殖民者的統治,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卻被蒙上犯罪色彩,尤其是原住民族持有的獵槍,除了過往存在武力反叛的風險,到了現代更因「危害社會治安」這種看似法治國的理由而遭打壓。

近來備受關注的「Talum案」(其漢名為王光祿,故多稱「王光祿案」),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布農族獵人Talum因持槍獵捕山羌被判刑3年6個月;這不禁令人思考,難道狩獵是身為原住民的「原」罪,註定要受國家處罰?而一個月前(9月28日),最高法院破天荒為Talum案停止審判、聲請大法官解釋,這樣的發展又有什麼法律意義?以下,筆者將從法律的層面切入,先討論本案的爭點,並從中窺見國家制度對原住民族狩獵文化的壓迫,再就最高法院的釋憲之舉提出可能的觀察角度,初步描繪台灣原住民族的法律困境,以思索下一步該怎麼走。

原住民族的法律困境

在進入Talum案的爭點前,筆者認為我們應該先認知到,Talum案其實是一個「被殖民者在現代國家體系下的法律困境」。

吳叡人在〈台灣後殖民論綱〉中提過,台灣有著「重層的殖民歷史結構」,亦即歷時的「連續殖民」及並時的「多重殖民」。換句話說,除了滿清、日本及中華民國等的先後殖民外,在同個時空下,更有著「殖民母國/漢族移民/原住民」的層級式支配架構,多數漢族移民在被外來政權殖民的情況下,同時又殖民原住民。因此,不難想見在台灣四百年來的殖民史中,原住民族一直是最底層、被壓迫最嚴重的族群,其傳統文化逐漸流失與崩解。

也因此,對原住民族而言,「去殖民」的意義代表擺脫數百年來被不同外來政權剝削、宰制的附庸地位,實現真正的「民族自決」,包括原住民族自治,以及傳統文化的自由發展與延續。然而這樣的目標,在當代主權國家的體系下卻是困難重重。

依筆者之見,現今台灣原住民族的去殖民在國家法律體系中,主要面臨著兩大法律困境:

首先,由於現代法律體系是以個體權為基底所開展的架構,因此原住民族權利議題往往被化約成「個人權」的問題,例如升學平等、工作保障,而忽略了其作為一個民族「集體權」的面向,例如自決權、文化權等,因此相當不利於去殖民目標之達成。

再來,原住民族在實踐傳統文化(如打獵、採集)時動輒得咎。由於國家法律係以漢族文化為中心,原住民族的傳統慣習並不被司法真正承認,因此原住民常被國家刑罰制裁,形成一個原住民犯罪的文化困境。尤其是狩獵文化,由於涉及獵槍和野生動物,常常和國家刑罰發生衝突,原住民族始終難擺脫漢文化殖民。而這便是我們理解Talum案的基礎,有了這樣的思考後,方能較正確地理解其中問題。

2015年10月02日,《落實原基法,還我族人狩獵權》抗議現場,圖為太魯閣族族族人。來源:小米穗原住民文化基金會。

Talum案的始末

2013年,台東縣布農族人Talum (漢名王光祿),因為90多歲的老母親吃不慣家禽畜的肉,想吃「真正的肉」(山上的肉),決定上山打獵。剛好2013年7月間,Talum拾獲一把土造長槍,便於同年8月24日晚間持該槍射殺保育類野生動物山羌及長鬃山羊各一隻,後遭查獲。經過三審後,2015年10月29日,最高法院依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及「野生動物保育法」判處Talum 3年6個月有期徒刑及罰金7萬元定讞。Talum不敢讓老母親知道,瞞著她說是要出遠門工作,準備入監服刑。而後在許多團體聲援下,Talum才決定拒絕報到,並發表聲明:

「我是Bunun,我是人。我是獵人,我無罪。我會堅定的在家裡陪 Cina (母親) 到最後一刻。如果中華民國政府要把我帶走,請族人保護我的媽媽,不要讓她看到這一幕。」

所幸於2015年12月15日,檢察總長顏大和認為原判決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決定提起非常上訴,Talum因而暫緩入監服刑。之後,最高法院更為本案創下兩個司法首例:今年2月9日,最高法院第一次為了非常上訴案件召開調查庭甚至網路直播(由於我國非常上訴採絕對書面審理,不行言詞辯論,故最高法院改以召開「調查程序」方式開庭);到了9月28日,最高法院更是史上首次裁定停止訴訟、聲請釋憲。其未來的發展值得觀察,但至少目前Talum有了一線生機。

而從Talum的案子,我們必須問,為何原住民依照數百年來傳統慣習上山打獵時,必須面對國家刑罰的制裁?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規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這難道是裝飾用的?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規定:「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下列非營利行為:一、獵捕野生動物。……」其效力又如何?且明明槍砲條例和野保法已修訂原住民族除罪化的規定,為何原住民至今仍然常常觸法、身陷囹圄?以下將把Talum案分成槍砲條例與野保法兩大部分,對其主要爭點進行討論,看看原住民為何會陷入此等法律困境。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的爭議

關於槍砲條例部分, Talum觸犯的是槍砲條例第8條第4項的「未經許可持有具殺傷力之槍枝罪」,這是最低本刑3年以上的重罪。

而槍砲條例第20條第1項規定:「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獵槍、魚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罰鍰,本條例有關刑罰之規定,不適用之。」這是對原住民未經登記持有獵槍的除罪化規定,以行政罰(罰鍰)代替刑罰(徒刑、罰金)。但如此看似立意良好的規定,實務上卻是非常難適用。如本案法院便認為Talum不適用本規定而不得除罪,其中最主要的爭點便在於「自製之獵槍」如何認定,他撿到的土造長槍算不算「自製獵槍」?

警政署函釋對「自製獵槍」的見鬼定義

首先要說明的是,許多人會以為Talum是「撿到」而非「自己做」獵槍,所以不符合「自製獵槍」之除罪要件,這其實是誤解。因為槍砲條例第20條規定「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獵槍」得除罪,法條刻意將「製造」和「持有」分開列舉,可見立法者除了容許「製造」自製獵槍之行為外,亦容許「單純持有」自製獵槍之行為。換句話說,「自製」不是動詞、而是形容詞,是用以描述該獵槍並非從制式兵工廠出產。原住民獵人就算不是自己製造、而是單純持有,只要該槍符合「自製獵槍」之要求,亦得除罪化。因此,Talum案最主要的問題不是他撿到這把槍,而是這把槍的性能太好、法院認定不算自製獵槍!那麼,到底什麼樣的槍才算是「自製獵槍」?我國實務上的定義爛到不可思議。

內政部警政署於1998年的台內警字第8770116號函解釋中,認為自製獵槍是「指原住民傳統習慣專供捕獵維生之生活工具,……,以逐次由槍口裝填黑色火藥於槍管內,以打擊底火或他法引爆,將填充之射出物射出,非使用具有彈頭、彈殼及火藥之子彈者。」且其只能裝填「遠小於槍管內徑之固體物,如玻璃片、彈丸等」。後來這定義甚至被內政部寫入「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屬法規命令)中,成為許多法院解釋自製獵槍的依據。問題是,你能想像一把警政署允許原住民使用的「自製獵槍」長什麼樣嗎?它必須是前膛裝彈、每射一發都要從槍口塞入黑色火藥引爆,而且只能用玻璃丸或鉛丸當子彈的槍;這樣的獵槍根據學者王皇玉的研究[1],實際上近似於17世紀的「火繩槍」(清帝國的「鳥銃」)。也就是說,原住民只有使用這種三百多年前的槍才算是「自製獵槍」進而除罪,只要性能比這個好,通通都是犯法,3年有期徒刑起跳。

筆者認為這種解釋見解顯然增加法律(槍砲條例第20條)所無之限制,應屬無效。此外這種警政署允許的自製獵槍有許多問題:第一,其速度慢、射程短、準度低,根本難以用來狩獵;第二,其在使用時容易「膛炸」,導致許多原住民獵人眼睛、身體被炸傷;第三,無法一槍斃命徒增動物痛苦,且負傷之動物也很可能攻擊獵人。這種對自製獵槍的解釋,導致原住民狩獵文化間接被打壓,且體現出漢人心中那種「原住民本來就是用這種古老武器打獵」的文化歧視與刻板印象。然而,從歷史上來看,這真的是原住民的狩獵文化嗎?

土牛界線之界碑,為清帝國實行原漢分離政策所設。

學者王皇玉指出,其實早在清帝國統治台灣(1683~1895)的末期,原住民族便已透過與漢人交易,取得精良的制式步槍進行狩獵,其中最常見的是「毛瑟槍」(Mauser bolt type)和「士乃德槍」(Snider–Enfield,由後膛裝彈、每分鐘可射擊18發)。而到了日本統治時期(1895─1945),總督府為施行「理蕃」政策,逐步以討伐、誘騙、收購方式將其精良步槍沒收,然仍透過「貸與槍」措施(1911)將較差的槍借給歸順的原住民族狩獵。此時借出的槍是火力較弱、射程較短的「村田式霰彈槍」(Murata Shotgun,又稱修正村田銃,可擊發28 gauge之霰彈),但仍是日本軍工廠打造的制式獵槍。可見原住民族這一百多年來都是持制式獵槍狩獵,一直要到1983年中華民國政府制定《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嚴厲管控槍枝後,原住民持有的村田霰彈槍才盡數被沒收,狩獵文化戛然而止,被迫中斷。

由上可知,在台灣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中,早在一百多年前就使用制式獵槍了,是中華民國政府來了之後才不准他們使用,只開放自製獵槍,但原住民族根本沒有自製槍枝的傳統,形成一種迫於現實只好自製的無奈。因此,槍砲條例規定原住民僅有自製獵槍始得除罪化其實已非合理(就像我們不會要求廚師做菜前必須自己做菜刀),我國實務又對這種「自製獵槍」做出嚴格而限縮的解釋,持有較好的槍便不算,導致許多原住民被入罪,狩獵文化的處境可說是雪上加霜。

充滿文化歧視的法院判決

回到Talum案的判決,雖然法院並沒有直接採上述函釋見解,但卻另外對「自製獵槍」的解釋創設兩個要件:(1)自製獵槍之結構、性能須為「原住民以其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製造」;(2)該槍之「來源」須與原住民文化有關。符合此二要件才算是自製獵槍,進而除罪。

而Talum所使用的獵槍,經鑑定為土造長槍(並非兵工廠製造的制式獵槍)。但由於可擊發口徑12 gauge的制式霰彈、具殺傷力,加上Talum自承「這種款式的獵槍在我們部落沒有見過」,法院因此認定此獵槍並非以原住民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製造;此外Talum是「拾獲」這把獵槍,因此難以證明其「來源」與原住民文化有關,因此不符合除罪化要件、判決Talum有罪。這樣的法院見解實在讓人難以認同。

首先,從一開始這兩個要件的創設便不合理。一來什麼叫做「須為原住民以其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製造」?是預設原住民族只能用較劣等的槍、性能太好就不是原住民文化所「允許」的嗎?二來為何獵槍的「來源」須跟原住民文化有關?「自製」係相對於「制式」而言,因此重點應是這把獵槍是否為兵工廠打造的啊,怎麼會執著於其來源?像本案Talum的槍明明就是土造長槍,只因為是撿來的,便因無法判斷「來源」跟原民文化有關而不能算是「自製長槍」,這種要件創設根本就超出原本法條的規定。

再來,法院因為Talum的槍可擊發12 gauge制式霰彈,便認為這不是原民文化所「允許」製造,這難道不是文化歧視?許多漢人都有偏見,認為持落後的槍枝甚至弓箭去打獵才能算是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問題是這真的是他們的傳統文化嗎,還是只是漢人心中的刻板印象與幻想?從歷史來看,原住民早在一百多年前便使用制式獵槍,但法官心目中的原民文化卻只停留在火繩槍的年代,認為別人的文化都不能進步,這種思維正是文化歧視啊。

最後,Talum用的這把槍其實就是他父執輩那年普遍持有的村田霰彈槍(Murata Shotgun),部落族人之所以未見過,是因為國家將這些槍沒收光了,因此新一代原住民不熟悉。這種情況其實是中華民國統治下對原住民族強行造成的「記憶割裂」,法院怎能以部落沒看過為由,逕認村田槍不符合原民傳統文化?

國家應尊重原民狩獵文化

依筆者之見,現行法下的「自製獵槍」應該放寬解釋,只要不是兵工廠製作的制式槍枝,且原住民實質上用於狩獵,就可認定為「自製獵槍」而除罪化,如此方尊重原住民族狩獵文化、且貫徹槍砲條例第20條修法目的。否則現行實務除了要求原住民自製之外,還要求不能做得太好,不然就不算自製槍枝而3年有期徒刑起跳,這根本不合理。

且未來修法方向也不宜限定原住民只能持「自製獵槍」,一來原住民並無自製槍枝的傳統,現行的制度卻認為原住民天生就是製槍好手,根本是把漢人的想像「混充」到原民文化中。二來從槍枝管制政策來看,「允許原住民私造獵槍」並不會比「給予制式獵槍然後一一編號」還好管理,況且獵槍對原住民來說並非犯罪工具、是生活與精神的一部份,開放制式獵槍未必就會危及社會安全。如果我們真正尊重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也為了其狩獵安全),其實應該適度開放制式獵槍,並建立健全的管理機制,如此方為正道。

2016年8月1日,蔡英文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野生動物保育法》的爭議

Talum案的另一個主要爭議是野保法的適用問題,頗為複雜,且涉及原住民族基本法。以下僅從其中一個爭點切入,以此帶出國家司法對原住民族文化的一無所知。[2]

Talum由於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山羌及長鬃山羊,觸犯野保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判7個月)。而雖然野保法定有原住民狩獵的除罪化規定:

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台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限制。」[3]

但法院認為本案Talum並不適用此除罪規定,原因之一是:因為Talum是基於「自用」(為了打獵給媽媽吃)、並非基於「傳統文化、祭儀」而狩獵,因此不符合除罪要件!所以法院認為原住民為自用而狩獵不屬於傳統文化的一部分?

國家司法的無知:「自用」不是傳統狩獵文化之一環?

在Talum案的判決中,法院堅守野保法第21條之1在文義上的除罪要件:「基於傳統文化、祭儀」,並認為「本件被告係基於供家人食用目的而為狩獵,依上述說明,不能將其狩獵解作……基於傳統文化之行為。」

然而,這樣的見解,豈非等於認為原住民沒有為了自用而狩獵的傳統?那麼難道原住民之所以狩獵,純粹是為了舉辦祭儀嗎?看來在國家司法眼中,狩獵具有強烈的「工具性格」,是為了舉辦祭儀等而存在的,然而對原住民族而言,狩獵不只是工具,而是他們「生活、文化」的一部分,為了供自己和族人食用而狩獵是再自然不過的事,這便是傳統文化的實踐啊,怎麼會不是「傳統文化」之一部分?但以漢文化思維為中心的國家司法無法理解。

坦白說,我國法律以漢人文化為中心,不了解原住民文化是正常的,筆者身為漢人,也不敢說對於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有多深的了解。然而,用直接一點的話來說:不懂難道不會去問嗎?為什麼硬要用漢人思維套在原住民身上?這是殖民者的傲慢,口口聲聲說自己尊重多元文化,但骨子裡還是用漢文化去規訓原住民,說穿了,國家認同的「原住民族文化」其實是用漢文化進行挑選和概念抽換後剩下的東西啊!台灣怎麼有臉說自己是一個「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的國家呢?

看得到吃不到的「原住民族基本法」?

Talum案另外還有個值得討論的點,就是《原住民族基本法》的適用問題。2005年便通過的原基法,一直以來被視為原住民族權利保障的基本母法,然而其實際的適用卻持續引發法律界的爭議,在Talum案中也不例外。

對於原住民族的狩獵權,其實原基法第19條有規定:

「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下列非營利行為:
一、獵捕野生動物
二、採集野生植物及菌類。
三、採取礦物、土石。
四、利用水資源。
前項各款,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限。」

因此,若依據原基法第19條規定,原住民本來就可基於「自用」而獵捕野生動物,這是原基法賦予原住民族的狩獵權。然而,法院卻認為本案不應適用原基法第19條,因為該條揭示必須「依法從事」獵捕行為,而「依法」當然包括「依野生動物保育法」,因此應優先適用野保法,故「自用」仍有罪。但這樣的見解便引發架空原基法的質疑,對此我們該如何評價?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先釐清「原住民族基本法」的定位究竟為何。首先須說明,台灣的原住民族「基本法」並非香港所理解的「基本法」,亦非德國的「基本法」(Grundgesetz),只是剛好同名而已。因為香港基本法是香港的最高準據法、具有類似憲法的地位,然而台灣採用的「基本法」仍屬一般法律位階,並非憲法。那麼台灣這種「基本法」的立法例是哪來的呢?其實是從日本繼受來的。目前日本共有高達49部以「○○基本法」為名的法律(台灣共有6部,如教育基本法、環境基本法等,原基法只是其中之一),這種「基本法」是針對特定行政領域,明白宣示國家政策方向或基本方針之指標性法律,其內容特色為:多為宣示性、理念性的抽象規定,少有創設人民權利義務者。因此,常有人主張原住民族基本法是原住民族的「憲法」或「準憲法」,其實是誤解(或僅是政治意涵上的呼籲),就法律位階而言,原基法同樣是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律,並未擁有高於一般法律的法位階,故其他法律即使牴觸原基法,也不會因此無效。換句話說,我國的法律位階構造並不會變成「憲法─基本法─法律─命令」,而仍是「憲法─法律(含基本法)─命令」。

然而,法律的「位階定位」和「適用」是不同層次的問題。雖然原基法在法位階上僅屬一般法律,但這不代表在同樣屬於法律位階的法律中,原基法沒有優先適用的可能性。事實上,這裡正是學說爭吵不休之處,對於原基法是否有適用優先性,各家有不同看法[4]。對此,筆者的見解為:原基法既為立法者針對原住民族權利保障特意制定之指標性法律,其於涉及原住民族權利的法領域中,應有一定優先性。當其他個別法律與原基法衝突時,應以原基法意旨對個別法律進行解釋,以符原基法作為「基本法」的法指導精神。

因此,回到Talum案,筆者認為不宜得出「原基法第19條既然謂『依法』,那麼一切皆依野保法適用」之結論,反而在野保法與原基法牴觸時,仍應進一步依原基法之意旨解釋野保法。例如原基法第19條特別提及為了「傳統文化、祭儀、自用」皆得狩獵,那麼野保法第21條之1在解釋「基於傳統文化、祭儀」的除罪要件時,就應該認為「自用」也包含在「傳統文化」中而得除罪化,如此方符原基法保障原住民族狩獵權之意旨。因此,法院的見解實在需要修正。

中華民國最高法院

一線曙光:值得關注的大法官解釋

以上大致就是Talum案的主要爭點,從槍砲條例第20條(自製獵槍的定義)到野保法第21條之1(自用不屬傳統文化?)乃至原基法第19條(法院是否應優先適用原基法),三個跟狩獵除罪有關的法條,本文都討論過了。而從法院的見解中也看得出國家法律體系的我族中心,以及台灣原住民族深陷的漢文化法律困境。

不過,這幾年隨著原權運動的推展以及學者的支持,這樣的困境似乎開始有一些突破。例如這次最高法院竟然史無前例地為Talum案聲請大法官解釋(最高法院法官從未聲請過釋憲),筆者頗感訝異。而這號可能產生的大法官解釋有什麼地方值得我們關注呢?以下提出一些可能的觀察面向。

首先是釋憲標的,從最高法院的新聞稿來看,其認為有違憲疑慮、請求大法官審理的對象是「槍砲條例第20條第1項」、「野保法第18條及第41條第1項」(下稱系爭規定)。

再來則是重點,到底系爭規定牴觸哪些憲法規定侵害人民什麼基本權呢?坦白說,最高法院新聞稿說得很含糊。其僅簡單表示系爭規定牴觸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然而這條是揭示國家政策方針的「基本國策」規定,而通說認為法規不會因違反基本國策便違憲失效。因此最高法院如此主張是有點令人疑惑。

相對地,筆者認為較值得關注的是:大法官是否會在這個解釋中處理原住民族「狩獵權」甚至「集體權」的問題?由於我國憲法並未明文規定原住民族有「狩獵」的基本權,因此如果大法官要宣告系爭規定違憲,可能就要透過憲法第22條「未列舉權」的規定去推導「狩獵權」的存在,然後宣告系爭規定過度侵害原住民族之狩獵權而違憲。有趣的地方就在於,狩獵權在定性上應屬於「集體權」(即Karel Vasak的「第三代人權」內涵)[5],因為狩獵為原住民族文化之一環,要承認狩獵權便不能脫離原住民族這個群體,故狩獵權的主體應是「原住民族」而非個別「原住民」。

然而,現代國家法律體系是以「個體權」為基礎出發的,我們只承認「個人」作為權利主體,而對於以整個族群為權利主體的「集體權」是否能在憲法上找到依據[6],則未明朗。因此,若大法官在這次的解釋中承認「狩獵權」、甚至「集體權」的存在,那將是公法領域的一大進展。且「集體權」的證立對於原住民族很重要,因為那代表原住民族有可能進一步主張「自治權」、「文化權」,有助於去殖民目標之推動。

因此,雖然這號大法官解釋不知道何年何月才會作出來,也不知道結果會如何,但無論如何這是值得我們關注的一號解釋。或許這號大法官解釋會繼續重複過往漢人霸權的倨傲,但又或許這號解釋能為當今原住民族的法律困境提供一線曙光。筆者希望這屆的大法官們能夠跳出漢族文化的思維,真正從原住民族的立場出發,不要像過去那些法官一樣。讓這些獵人重新找回應有的靈魂與尊嚴吧!

(王仁邑,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大四學生)

註腳

[1] 參見王皇玉,〈原住民持有槍械問題之研究〉,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第5卷第1期,頁5至10。
[2] 其實野保法之部分應有四個爭點,本文礙於篇幅,不詳加論述。
[3] 即不受一般類及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獵捕限制。
[4] 參見林素鳳,〈關於日本之基本法〉,警大法學論集第24期,頁97至99。
[5] 參見陳秀蓉,〈近代人權觀念的轉變:一個社會生態觀點的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9卷第2期,頁122。
[6] 關於集體權在憲法上的論述,目前學界有比較完整討論的應該是李震山。參見李震山,《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以憲法未列舉權之保障為中心》,2007年版,第七章「集體權」,頁293至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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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仁邑,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大四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