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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國慶,誰的歷史記憶3】從駁二藝術特區續寫《亞細亞的孤兒》

2017 年 10 月 21 日

駁二藝術特區

「一張票可以逛四個展很划算的。」如果當初櫃檯這樣介紹,我不一定會買票。「這裡正在介紹駁二舊事噢。介紹駁二從日治時期到現在的歷史……」。若你在櫃檯前逗留,賣票的阿姨便會跟你談起展覽的內容;若你站了久一點,阿姨會重複一次相同的簡介。或許她自己也不是很了解內容,但從她的不厭其煩,你可以發現她對這個展覽、這段歷史、這個地方是有熱情的。她想要吸引多一點的人來看展,了解這個故事……。

駁二藝術特區位在台灣高雄市鹽埕區,園區內有多個改建過的倉庫,各別用作展覽、販售商品。駁二在假日人潮眾多,已成為遊客必去景點之一。在日治時期,日人有計畫地將高雄建設成小具規模的港口都市。於民國前12年(西元1900年)完成高雄至台南間的鐵路後,「駁二」所在的鹽埕埔一帶不只政策取向的運輸業快速發展,周遍地區商業活動亦逐漸繁盛。

在駁二附近的光榮碼頭,曾經是軍用港口,二次大戰期間曾運送多名台籍日本兵出征。又由於台灣為日本與美國交戰之地,高雄地區受美國砲彈攻擊,日本殖民台灣的地方政府高雄州廳亦曾遭炸毀,駁二蓬萊區現仍有防空洞留存。戰後,美援中止,政府施行以出口領導台灣經濟的政策,並將高雄打造成加工出口區。其後,為解決高雄港的擁塞,便於內港興建三座碼頭(駁二倉庫為一部分)。後來,經濟政策、產業結構改變,倉庫遭廢棄。

高雄光榮碼頭

西元2000年,市政府為尋找跨年煙火的施放地,偶然發現該地並加以整修。2000年至今,當地政府向藝術家、文創業者、樂團招手,以「駁二」為藝術平台,提供民眾、業者、歷史互動之處,且大受歡迎。駁二藝術特區、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松山文化創意園區都是台灣近幾年打造的文藝特區,它們經歷類似的歷史進程:產業興盛、沒落、再造。三者分別曾是碼頭、酒廠、菸廠,現以文藝包裝歷史古蹟,增加附加價值,成為觀光景點。

「這時,太平洋戰爭正漸漸的進入最激烈的階段。」這是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台版最後一句話。《亞細亞的孤兒》中,主角胡太明生長於舊地主家庭,其父輩、祖父輩以承租土地給農人為產業。胡太明曾受中式、日式教育;他於台灣、中國教書,再赴日留學。中日戰爭爆發,主角因其所受教育及成長歷程中,交雜地接觸中、日文化,對「祖國」的傳統文化存有憧憬;同時對日本的現代化亦懷有好感。當中、日兩方處在戰爭對立面時,主角不論在中國、日本、台灣皆不被當地政權信任,成為「孤兒」。若至公開場合說自己是「台灣人」,即遭人冷眼、私語。在歷史的推進、變動中,受日人殖民的台人成為「畸形兒」,不知自己究竟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自我認同錯亂。《亞細亞的孤兒》以主角發瘋作為結尾。但台灣的命運是不可被文字切斷的,這塊土地故事正如最後一局話,還在漸漸展開。

書中,主角曾下定決心,不應違背自己的個性去生存,應該堅強起來,像台灣連翹。作者以台灣連翹(植物名,多用於製成綠籬笆)喻台灣人堅強的性格,表台灣人非生來即為無才、無依的孤兒,唯囿於大環境難以施展。作者吳濁流被定位成社會批判作家,唯筆者認為,若要批判必先有所關懷。批判是建立在關懷的基礎上的。他關懷中國、日本、台灣,更關懷台灣人的自我定位。其筆下的胡太明終身在尋求「中庸」之道,不要過度偏向、服膺中國傳統或日本新治,不要成為「偏激」的存在。胡太明並非沒有思考,他是在環境的壓迫下選擇不去多做思考。也因此,作者並非如蔣渭水對臺灣社會開出一份診斷書,疾呼臺灣人所患的知識不足之症,而逕以胡太明的死作為嘆息,嗟嘆這無法為自己「民族」身嘶力竭地爭取認同的時代。

若二戰間失去身份的胡太明是台灣人的縮影,那麼,多年以後台灣的身份認同,或許可由駁二藝術園區觀察之。《亞細亞的孤兒》與駁二藝術特區皆為傳遞歷史感的媒介,它們分別呈現了日治、日治到民國時期的台灣史。若比較兩者:《亞細亞的孤兒》是小說,其對話場域限於讀者與作者;駁二是一展演平台,呈現立體的、大眾的歷史感。

由班雅明論點切入,其中轉變的原因來自於技術進展;讀者與作者之間的溝通,因大眾媒體的發達,不再是作者單方面向讀者敘述的獨白,如回到神話故事創作的時代,作者和讀者的距離拉近,為一整體,作品接納讀者的意見(回饋)而改變。集體的溝通方式有其長處:不論各自的知識背景,遊客們都可參與以駁二本身為歷史的文本。因此,觸及駁二歷史故事的人,很可能比理解《亞細亞的孤兒》的人來的多。但《亞細亞的孤兒》以非常直接的方式討論的民族走向、民族認同的問題,其文本中觸及台灣民族意識的疾呼,卻是藝術特區所不能見的。藝術特區擁有展演性質的優勢,然而其並未利用其優勢,反而為吸引觀光客,轉而廣設相關設施及商店。駁二稀釋了民族意識的討論,並簡約為「在地文化」發展的平台。「在地文化」一詞繞過民族而行,它受官方扶持而發展。駁二要推行的是高雄在地發展,但為台灣一部份的高雄屬於何主權,卻未被討論。在地文化的蒸蒸日上,隱含台灣歷史的特殊性被肯認的意涵,但也同時彰顯台灣地位爭議——民族認同之討論在此類平台上停滯的隱憂。

本文之所以名為〈從駁二藝術特區續寫《亞細亞的孤兒》〉,非指續寫胡太明的故事,而是一道詰問:台灣人能否如台灣連翹,在現時走出一條堅忍的路?台灣經過日本殖民,成為文化畸形兒。戰後美援撤出,台灣發展出鄉土意識,且在經濟起飛時期民主運動亦蓬勃發展。現在,這些突變的基因,被當作文化遺產收至藝術特區內。展覽呈現的歷史,是否磨滅了台灣人在夾縫求生的靈場感呢?

若將《四代香港人》中之分類套用至台灣,「第四代台灣人」受惠於父母世代經歷經濟起飛的豐腴,同時因物質生活完善導致其缺乏反省能力,而在各項公眾議題的討論中無個性、無偏好;其是否能在遊覽駁二特區時,撥開藝文展覽的袈裟、商業包裝,對台灣後殖民史進一步思考呢?又或者,台人能藉藝術園區的建立,對自我民族認同有更進一步的論述、集體思考,並改變書中主角胡太明受時代氛圍所至的「中庸」、冷漠態度,以及無奈地走向死亡的命運。以商業包裝的在地文化、區域歷史,究竟是把歷史抽離,使其退居於幕後;又或是商業資本能主導地方文化發展,且續造歷史?這些問題都是值得當代台灣人深思的。

(郭晴,國立台灣大學中文及法律學系大三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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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21 日

關於作者

郭晴,國立台灣大學中文及法律學系大三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