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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國慶,誰的歷史記憶1】阿媽的少女時代—昭和與戰後臺灣的生命史

2017 年 10 月 13 日

〔作者按〕本文為筆者受港大《學苑》邀請,以臺灣在地的角度理解殖民歷史的嘗試。本文以一位臺灣巷弄中隨處可見的阿嬤(筆者外婆)為媒介,回溯1930年至1950年間的臺灣歷史,並以其經驗反照現代臺灣的某些議題,包括雙重殖民與常民的歷史記憶。本文前段根據筆者訪問外婆的內容以第一人稱改寫而成(口述訪問期間:2015年8月至2016年8月),最後一段則為以臺灣為主的幾點思考。本文為筆者大二時所寫,難免生澀,但仍祈藉此提供香港一點與臺灣相關的故事,相互參照、比對。

我在新店公學校讀書

我出生一九二八年,大概是一九三五年左右,我進到新店公學校上課。

那時臺灣人是跟日本人一起上課。學校裡全都使用日文,日本老師對我們很好,但也非常嚴格。老師名叫山口,如果日文或算數有不會的地方,他一定把你教到會。學校裡都是男老師,幾乎沒有女老師,不過學生倒是男女一起上課。學校樣子跟現在差不多,一排木造的教室,外面就是運動場,簡簡單單。上課時,兩個人坐一張桌子,前方是黑板,後面掛著日本地圖。上課時,老師穿著全黑的衣服,站在講台上教書。若是學生吵架,老師就會處罰學生舉椅子,舉到頭上,不過那時老師不會任意打學生。

我們那時都有日本名喲。不像日本人按年紀稱為一郎、二郎,我們比較有特色。我姓林,名菜,日語就稱りんしさい(林氏菜),以前日本稱呼都有「氏」這個字,發音則跟臺灣話差一些。我的臺灣同學也都有日本名,我們沒有改名,而是將原來的名字用日本話發音。還有喔,當時我們學校跟家裡都掛著日本皇帝跟皇后的照片,我們常要向他們敬禮、拍手、拜拜。之後老蔣也到處掛相片,掛的比日本時代還多。但日本時代掛相片,有男生就有女生,老蔣只掛他自己,這樣不平等,不好。

學校非常注重體育。當時禮拜一到六都要上學。學校裡還沒有廣播系統,每天早上七點,老師都會大聲叫我們出去集合,就像你們現在的朝會一樣。大家一排排站好後,前面就開始升旗,接著唱國歌,那首歌我還記得,還會唱。之後我們散開,開始聽ラジオ(廣播)體操,廣播會跟我們說何時要伸手,朝哪伸,整段做完後才回教室開始上課。即使是週日,我們還是會在家裡做ラジオ體操。學校每年五月都會舉辦運動會,那可是一年中最盛大的活動。學校會邀請地方長官、家長與鄰居一起參加。活動從早開始,包括典禮、放炮、拉繩子(拔河)比賽、球類比賽、跑步比賽等等,非常熱鬧。一整天運動下來也不會累,小孩子嘛,精神很好的。

我們小學每年都有遠足。不像你們搭遊覽車,到目的地再下車散步、野餐,我們全程都要用走的!現在マルヤマ(圓山)不是有間飯店嗎,在日本時代是一座很大的ジンジャー(神社)。當時全臺北的學校遠足的地方都一樣,就是圓山的臺灣神社。我們一早七點在學校集合,老師就帶我們從新店一路走,走到圓山已經快中午了。參拜時,老師都會在上面拜很久,不過我們小孩哪管這麼多,五分鐘就拜完,回到鳥居下面吃便當。若還有時間,我們就跑到明治橋另一端的圓山公園。那裡有遊樂園跟動物園。動物園裡有大象、長頸鹿等動物,外面用高高的柵欄把他們圍起來。遊樂園則不像今天這麼熱鬧,有摩天輪、碰碰車那麼多設施;我們以前有溜滑梯、蕩鞦韆,就可以玩的很高興了。

神社祭典很熱鬧喔

我還在唸書時,日本人會要求我們去神社拜拜。每月初一十五,每家至少要派一人去臺灣神社拜拜。當時媽媽、爸爸都在工作,所以每次都叫我代替他們去。從圓環走到神社,很遠的耶!所以我常常跟鄰居約著,早上四五點起來,大家一起去。當然有些人也騎自転車(腳踏車)去,當時臺灣人很少家裡開車的,神社外面的停車場都停日本車。

神社入口的鳥居非常大,祭典時,柱子都會插上白紙裝飾的樹葉,橫柱則繫上稻稈綁成的繩子,折過的白紙從上垂下,說是區隔人間與カミサマ(神樣)住的地方。過年時,家門也會掛上這些繩子。進了鳥居,裡面有一潭水,上面有水瓢,讓你進去拜拜之前喝水、洗手。之後還要走段山路,爬一大段階梯,才會到拜拜的所在。爬到頂端,有個箱子給你投香油錢,投完錢後要拍手三次,才算拜完。右邊是寫繪馬的地方,寫完後就直接掛在樹上,不像現在是掛在架子上頭。你們年輕人喜歡在書包上掛お守り(御守),左邊也有在賣,不過比你們現在的小得多。拜殿裏沒有放貢品的桌子,也沒有神像,這些是臺灣才有。日本神社跟臺灣廟不一樣,比較素,比較簡單,臺灣裝飾太多,規則也比較複雜。

日治時期臺灣規格最高的神社臺灣神社,於今圓山大飯店。對面為圓山動物園,是公學校時的林菜喜歡去的地方。

更裡面幾間都有柵欄圍住,一般人進不去的,只有神社的人才進得去。現在日本還是這個樣子,我幾年前去九州,覺得跟以前日本時代一模一樣。神社辦祭典時,城內的日本人都跟著慶祝,市區內還有遊行呢,大家抬著神轎從圓山一路走下來,人們都穿著祭典的衣服,那幾天商店生意都很好,非常熱鬧,不過臺灣人就沒有跟著熱鬧。中國人來了之後,把カミサマ從山上搬下去,神社拆掉蓋飯店,哪有這款代誌(這種事)。

下奎府町

我回到家後就說臺灣話囉,日本話留在學校說就可以啦。小時候住在新店外婆家讀書,後來才搬到マルコエン(圓公園,今圓環)跟爸媽住。我爸媽沒讀過日本書,日本人來臺灣時就他們已經出生了,所以都說臺灣話。我爸在台北市內開タクシー(計程車),媽媽則在圓環那裡賣水果。家住在下奎府町,一旁接著建成、蓬萊、日新、御成等町。 我們家是木頭蓋的,下面有騎樓,屋頂鋪日本的黑瓦,一出門就是圓環,日新公學校則在隔壁。

大稻埕,日治時期永樂町,今迪化街,為南北貨、中藥與布行集散地。至今林菜仍不時前往迪化街購物

每次媽媽水果賣完,都會帶我一起去永樂町通批貨。那裡現在稱為迪化街,從以前就是貨物集散地。從大橋頭到圓環,整條街都是商家。和城內相比,這裡臺灣人比較多,偶爾也有洋人來買臺灣貨。永樂町通賣土產的、布行都不少,但還是中藥鋪最多,媽媽常去那裡買枸杞給我們吃。有時東西批完媽媽先回到店裡,我則喜歡趁機到一旁的港町看船。你知道嗎?現在淡水河都沒什麼船,堤防也蓋起來。那時只有一尺高的土牆,翻過去就到港區了。港裡有百艘帆船,五尺的船上載了快十五人,船上載著各地的魚蝦或茶葉來卸貨,再把新貨裝上船。碼頭上很多人在搬貨物,翻過堤防就是商家或洋行,這些商店大門向內,因此會在面河的牆上寫著自家商號,方便辨識。有時,你還會看到西洋來的大船停在河上,幾艘帆船在它與碼頭之間來回送貨,船上幾根煙囪一直冒煙,旗杆掛著一排彩色的旗子,真是壯觀。

我們家有時也會到臺北其他地方走走,比如說龍山寺。那時龍山寺尚未翻新,比現在小,也較舊。不過,從前寺前有個大廣場,非常整潔,不像今天這麼亂。我們偶爾也會到城內走走逛逛。城內日本人比較多,房子、商品也比較高級。有次,我跟家人到榮町七重天,也就是菊元百貨去,那裡真的和永樂町不太一樣,裡面大多是賣高級的歐美衣服或和服,其中也有食堂,頂樓還有望遠的地方,可以遠眺總督府。我還記得,我第一次見到電梯就是在菊元裡,裡面還有電梯小姐呢!

臺北城內榮町通,今重慶南路。日治時期為臺北最為繁華的地區,也是林菜一家不時造訪流連之處。

我們平時沒有什麼娛樂,普遍沒有電視,政府不鼓勵布袋戲,宮廟不常演出。廣播有時會放音樂,但要看時間,而且還要到鄰居家去聽,收音機不是家家都有。雖然說娛樂真的不多,但映畫(電影)倒是很受歡迎。我偶爾會坐公車到映畫館看映畫,例如大世界、雙連座等地方。我們坐公車還有車掌小姐,上下車時都要給她剪票。公車在跑時,路上的車輛其實很少,所以並沒有「單行道」這種設施。公車開的速度不快,但每當要轉彎時,車掌小姐還是會說:「公車現在要向右轉了,請各位乘客注意」等提醒的話。此外,我還去過城內的新公園。記得有次老師帶我們參觀公園裡的廣播電台,那房子不大,屋頂掛著廣播公司的旗幟。廣播電台的地上跟牆面都掛滿絨毯,或許是為確保聲音的品質。我們還有進廣播室,那裡面真的有不少機器,技師還操作廣播的過程給我們看,真是開了眼界。

專賣局的工作

我畢業後,總督府專賣局正在徵人,我就到那裡去工作,才十四歲耶!我在臺北驛後面的菸草工廠工作。從圓環家裡到那有段距離,所以我都是坐火車上下班。先到家附近的火車站坐車,經過鐵道部到台北驛,下車就是菸工廠了。因為我是專賣局員工,所以可以免費搭火車。一般乘客坐前幾節車廂,我們則坐後面,車廂裡是兩排直直的椅子,夠我們邊坐邊看外面的風景。下車時,再把專賣局的員工證給車掌小姐看,就可以直接下車了。當時在專賣局工作,一個月薪水才五元!廠裡的主管很嚴格,不過同事都還不錯,工作的地方也還可以,日子還算過得去。

十六歲那時,戰爭越來越激烈了

戰時生活比較不好,小偷也變多了,甚至有人去偷神社的香油錢。警察抓到小偷之後,並不會打他,而是用大夾子夾他的手指。手指光是撞到就已經很痛了,更何況是用夾的。更慘的,警察直接把塑膠管塞到人犯嘴裡,灌他水,灌到他喝不下為止。我們家隔壁有警局,晚上都聽得到警局裡有人哀嚎,真的很害怕。

不久,鄰居的小孩,學校的同學都被調去太平洋參戰。很多人去了就沒再回來,有些人回來之後卻繼續生病。我們新店有不少人太久沒回來,年紀輕的老婆都改嫁了,有些老婆直到先生回來之後才發現他還活著。但是,留在臺灣也沒有比較安全。

防空警報愈來愈頻繁,廣播會說敵機從哪個方位飛來,哪裡的人應該避難。當警報聲響第一聲時,大家就開始準備,響到第十聲時,就該趕緊去避難了。那時臺北市內還沒有防空洞,只有簡單的避難設施。政府開始販售防空頭巾,說是保護我們的頭和耳朵,還要求大家都要買;工廠裡的電燈也要蓋上燈罩,才不會因燈光太亮而被飛機攻擊。美軍常常來空中盤旋,白天晚上都一樣,晚上市內會有防空燈向上照,但那些飛機都沒有攻擊。

林菜工作的專賣局菸草工廠,位於今臺北轉運站。

那天一早,我們還在工廠裡做事

工廠裡的防空設施還在施工,還不能使用。警報響了十聲,廣播中的聲音大喊:「隠れ!」(快躲!)飛機來了。敵機沒有載炸彈,飛得很低,直接掃射。我們看到飛機朝工廠衝來,嚇死了,揪一下,靠在牆邊,都不敢動。子彈跟下雷雨一樣密,掃射的聲音比打雷還大。

你知道嗎?臺灣人很受保佑。我們縮在牆邊,嘴裡一直顫念:「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同事說,她看到觀音菩薩出現在上頭,用長長的白色裙擺把子彈接起,掃到旁邊的魚塭,因此工廠沒受到太大損害,工廠裡的員工也都沒事。敵機離開後,我們走到工廠外,發現一旁魚塭水面上浮滿了死魚,有小的,也有跟人一樣大的。大家笑著說,把這些魚撈起來料理,明天的便當就可以加菜了。但我笑得太早了。

我開始跑,沿著馬路一路跑回圓環。沿路,榮町等城內最熱鬧的地方,房子不是倒了就是傾半邊,硝煙還持續冒著。回到圓環,發現很多房子都倒了。我家隔壁掉一顆炸彈,死了五十來人;地下水也炸破了,水不斷湧出來,跟海一樣,真不知道炸了多深。 我們家是木造的,只有傾斜而已;其他一塊一塊疊起來的磚頭屋就直接被炸倒了。

我進到家裡看不到人,哭得要死。回到街上,一個人一直跑一直跑,爸媽到底跑哪去了,我也不知道。我在路上邊跑邊問,也不知道該找誰。認識的人跟我說:「回去新店了啦,你爸媽,叫你自己回去,用走路的。」當然只能走路啊,這時候哪來的車可以坐?我沿著鐵路走,一路上,牛死,鴨死、雞死、狗死,還有人躺在路邊,就倒在一片片熟成的稻子裡,血流的⋯⋯現在想到還會怕。一路上大家都在哭,我也跟著哭,但我還要跑回新店家裡,不能停下來⋯⋯。

我跑回外婆家,那在內山裡,比較穩。雖然沒有防空洞,但飛機比較不會去那。到了外婆家,爸媽就在那等我。再過沒多久戰爭就輸了。已經死這麼多人,不能夠再戰下去了。

日治時期圓環,李火增攝於1941年。

日本投降

當天早上,日本人通知大家,說是有很重要的廣播,日本皇帝要跟大家說話。日本人都聚集在廣場上,我們臺灣人則在家裡聽,那天我們待在外婆家,還不敢回到城內,怕飛機又來轟炸。皇帝說日本要投降了。知道要回日本了,日本人哭得跟什麼一樣。日本人來臺灣過這麼好,環境這麼棒,食物隨便種都長得很好,大概覺得要回去太可惜。有些很壞的日本人被臺灣人拖出來打,甚至有打死的。而知道祖國要回來管了,臺灣人大部分都很開心。

東西一直漲價

不管是颱風還是戰爭,日本人都把價錢壓著,平常價錢是多少就賣多少,戰爭時還會配一戶一戶配豬肉、魚肉等食物給我們吃,很照顧我們。現在中國人來了,有錢才有的吃,沒錢就沒的吃。以前的生活真的很好,中國人來了之後變得亂七八糟。

後來,我接到公賣局的通知,要我回去上班。我們的工作變多了,從八點上到十二點,只有中間十點休息十分鐘,而那十分鐘還要跟中國人學北京話。我的國語就是那時學的。這時工作變多,薪水卻變得更少,只有三塊。媽媽見狀說:「做得要死只有那三塊,那還是來幫我賣水果吧!」誰知道,專賣局竟然發通知來家裡,叫我不准辭。我只好繼續在那裡做了十幾年,不能換工作。

一九四七年二月

那天下午,我在臺北車站後的煙草工廠加班。

忽然,工廠的大門被撞開。同事衝進作業室大喊:「外省人殺人啦!」我跟同事們都不知所措。大家打開收音機,想了解當下情況。不久,收音機裡傳出起事廣播。廣播結束,工廠即告休息,我在亂中步出工廠,沿著忠孝西路,奔向圓環。身後民眾震天的抗議聲混合軍隊的槍響,持續地傳入我耳中。奇蹟般的,我毫髮無傷地回到圓環家中,父母隨即反鎖大門。之後幾天,我跟爸媽都躲在圓環家中,不敢出門。

一家人躲在家中時,許多消息自鄰居耳語傳進家門。比如說,謠傳陳儀與政府要員躲入圓山的隧道,向蔣介石請調軍隊來台鎮壓;各地紛紛起事的消息,也陸續傳到我們耳中。民眾抗議與政府鎮壓時,圓環鄰居們幾乎足不出戶,與群聚於公會堂開議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精英,和上街遊行的市民做出區隔,避免災害降身。但即使如此,卻仍有不少人再也回不了家。我們隔壁一個鄰居,事件發生時並未得知,隔天下午跑到北門辦事,遭到軍隊連人帶車掃射,再也沒回來了。

那天下午開始,我與爸媽躲避於家中,直到三月下旬事態漸趨穩定,才敢再次踏出大門,看到多日不見的陽光。我們家這二十幾天的生活,全然依靠鄰居接應。台北太亂了,我們不敢出⾨回新店⽼家避難。三月初國民黨軍隊來鎮壓時,我從窗戶偷看,看得清清楚楚。三月的臺北比兩年前的大空襲還慘。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臺北市民在臺北車站前聚集,右後方即專賣局菸草工廠。林菜雖未被拍到,但卻在這張極少數關於二二八事件的影像範圍中。

四月過後,情勢逐漸穩定下來。母親的攤商再次開張,原本失去活力的台北市也逐漸回復動力。

「事件時真的很可怕,我這七十年來從來沒跟別人說過那件事⋯⋯我到現在還是會怕。不過日子還是要過的,不能因為之前發生那種事就放棄生活。我們歹命,要更有勇氣才是。」(訪談部分完)

小結與討論

上述故事,是我與阿嬤的口述歷史計劃濃縮後呈現的版本。歷史學家的責任,應是確定史料的有效性後,有組織地運用知識,組合成有邏輯的論點。行有餘力,將歷史的系統知識轉化,說出動人、有趣的故事,甚至發掘這個故事之中可以提供的道德面反省。由此,從阿嬤的故事中,有哪些事物值得現在的臺灣反思?

關於這個問題,我則有幾個想法,分述如下。

第一,這段故事顯示出學院歷史解釋與常民歷史記憶之間的落差。過去的學院歷史解釋旨於以科學的方法、統計數據分析模式理解歷史。因此,我們常在研究中發現對於日本統治性質的辯論、二二八事件的起源等「大議題」。這些在許多層次俱有重要意義的研究,足以提供讀者理解事件的大架構,卻時常難以解釋個人在歷史中的個別行為。以阿嬤的經驗為例,戰前的生活環境固然匱乏,日本的統治卻是安定且可預期。雖逢國家神道、軍事化教育與戰火波及,阿嬤一方面不完全接受日本政府的宣傳,一方面則肯定日本政府某些的統治特質。這在今日看似矛盾的行為,在當時則是可能發生的選擇。歷史解釋的光譜兩端之間,有著無窮版本的歷史記憶。

第二,我們發現歷史記憶將對個人行為產生影響。由物質發展而論,阿嬤經歷的二十世紀無疑是進步的過程。她從不將此歸功於國民黨政府的政策或行為。這種現象,或許與阿嬤曾經親臨國民黨在臺灣的屠殺有關。在阿嬤眼中,屠殺的主事者顯而易見;而經濟成長,則歸功於孩子們的打拼,與佛祖保佑(宗教因素)的結果。換句話說,阿嬤覺得人的生命、生活順遂、個人努力與宗教力量,超越了經濟結構或統治本質,成為判斷並理解歷史的態度。由此,阿嬤對於國民黨政權的統治難掩恐懼與嫌惡的負面態度。歷次選舉,外婆總是傾向黨外、民主進步黨的候選人。 或許這就是阿嬤的歷史記憶對於其行為的影響。

第三,理解上述現象後嘗試思考,我們可以用何種態度面對這些現象。我認為,阿嬤的故事是其中一種臺灣人的歷史記憶。除此之外,還存在原住民、1949年後來臺的中國人、新住民;或著是依照階級、認同作為區分的各種歷史記憶。若我們假定,人們有權利與能力追求更好的生活,「要如何在如此多元而顯得區隔的記憶與認同之中,找出其中的共同點與相互聯繫的部分,並尋找彼此合作的可能性?」應是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我天真的認為,經過發掘歷史真相、理解對方的處境並嘗試具有高度的原諒,是一個可行的方式。

我期待上述阿嬤的故事,也許可以提供一個重新理解「我們的」過去的契機。

筆者與外婆於訪問結束後合照。

 

(陳志剛,時為台灣大學歷史系大二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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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13 日

關於作者

陳志剛,時為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大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