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時事政治置頂

【法治風暴 1】活在威權政體底下的前殖民地「法治」

2017 年 10 月 09 日

這一兩年來,我們似乎看到香港法治的退步。從議員 DQ 案到刑期覆核案,這些案件似乎揭示了香港已經進入了一個威權司法的時代。另一方面,保守派表示不應該攻擊法院的判決,因為如此攻擊會降低法院的權威。不論是哪種說法,都預設了香港目前擁有一個具有獨立性、受信賴,且留存自英國殖民時期的法院。據此,我們更應該思考,在甚麼樣的政治、社會條件下,法治與司法獨立是可能的。

自九七主權移交以來,香港就從一個殖民體制轉向一國兩制。但撐起一國兩制背後的那個中國,毫無疑問是個威權國家;我們可以很公允的說,香港在主權移交後,由一個殖民體制進入了一個威權體制。不過,類近的案例並非少數,東南亞諸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等)基本上都經歷過這樣的過程,筆者比較熟悉的台灣也有相似經歷。本文將梳理這段從殖民轉向威權體制的歷史,並希望從這段歷史過程中,看到香港未來司法發展的蛛絲馬跡。

港英時期的司法

從開始統領香港一刻起,英國就從本土調任大量法官來港,這些法官除了起到移植普通法系的作用外,也在他們與總督權力的對抗中,一步步地建立起獨立於行政干預的司法體系。其中,最著名的故事是第二任港督戴維斯(John Francis Davis)要強行干預當時的司法案件,然而時任首席法官休姆(John Walter Hulme)卻不願配合,戴維斯便將休姆送上了行政會議懲戒並免職。而後,休姆一狀告到倫敦,也得到了倫敦的支持,整個行政與司法權的傾軋,最後就以戴維斯被撤職告終;這是香港確立司法獨立性的開端。

當然,作為英國殖民地,香港的司法體制並不是一開始就完全採用普通法,而是如同大部分殖民地一般,使用法律時保持相當彈性。最佳的例證就是新界的土地可以經由法院認許部分適用漢人傳統習慣。港英統治的前120年間,法律以及法院大多是保障財產權,以及契約履行,以保障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經濟體制所需要的基礎制度。

至於現今熟悉的法治、善治,則成型於 1970 年代總督麥理浩治下的香港。熟悉香港歷史的人都會知道,67 暴動是20世紀港英政府統治方針的轉捩點。在 67 暴動之前,大多採取鎮壓與放任的態度;直到67暴動後,港英政府才開始著重社會福利以及行政效能等改革,其中重要的改革包括住房、政府透明度以及廉政公署。此時的香港人並沒有獲得政治權利,但是獲得了許多經濟與社會權利,也就是說,香港人開始可以藉由官僚體系獲得許多法律保障的權利,而這波在 70 年代的改革也被學者Carl Jones認為是藉由法律改革來拖延政治改革的進程。

到了 80、90 年代天安門事件過後,港英政府為了要安撫港人,通過了香港人權條例(Hong Kong Bill of Rights)。在此之後,我們可以發現,公益訴訟案件激增、社會改革運動也開始將法律行動作為重要動員手段。這股浪潮甚至延續到主權移交之後的居港權、海濱長廊等案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針對一些爭議性案件,例如燒國旗或是法輪功,法院時常會作出反建制的判決。

《殖民地的法學者》書封,吳豪人著。資料來源:台大出版中心

日本時代的台灣

將目光轉向台灣,我們會看到類似的圖像。日本政府統治初期,統治菁英圈也曾經辯論過,到底要將所有的日本法令一體適用於台灣,抑或是賦予總督立法權,將台灣視為特殊法領域;而結果是,總督權這派佔了上風。直到日本對中戰爭後,台灣的法治才更完整地接軌日本的法治。

即便有著現代法治的外型,在日治時期的台灣,警察權過大以及法院的獨立性也一直都是問題。儘管當時台灣人逐漸願意透過法院解決紛爭,但案件大多集中於商業糾紛。關於個人權利以及政府權力,日治台灣在這方面的保障相對缺乏。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台灣跟香港在脫離殖民統治的時候,兩邊法院的能力與自主性有不少差異。這樣的差異過渡到後來威權政府的治理模式,兩邊法院體制產生不同速度與方式的轉變。

我們可以發現,台灣跟香港在脫離殖民統治的時候,兩邊法院的能力與自主性有不少差異。這樣的差異過渡到後來威權政府的治理模式,兩邊法院體制產生不同速度與方式的轉變。

從殖民到威權政體

二戰後,國民黨接收台灣。關於這段從殖民到威權政體的轉變,當時的台灣人稱其為「狗去豬來」。也就是說,日本殖民者雖然兇狠,但至少還是有用的看門犬,對於治安以及社會治理仍有一套;國民政府相比之下就像豬一樣,貪腐又無能。發生於 1947 年的 228 事件更是個重要的轉捩點。更甚者,228 事件後的清鄉行動,使得大半的台灣菁英階層不是死亡、失蹤,就是流亡。這批統治精英不乏受過完整法學訓練的法律菁英,屠殺所留下的統治菁英真空,便提供了中國來的法律人完整的機會,將訓政、戒嚴司法植入台灣。除此之外,國民黨也利用省籍、秘密警察以及戒嚴時期的總統特權等來箝制台灣的司法體系。

相對來說,香港在主權移交後,並沒有直接地面對面衝撞威權政府。《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等文件確立了香港政制與威權政府之間,還有一道(有後門的)防火牆。之所以說防火牆有後門,是因為在過往可循的人大釋法案例中,中國人大常委會對於《基本法》有最終解釋權,相信讀者也對於這權力會被如何運用也不陌生。另外,威權國家影響司法的方式當然也包含了人事控制。從各國的經驗來看,人事控制是威權政府面對不聽話的法院最實質,也是最重要的武器。我們可以持續追蹤,這波 DQ 案以及刑期覆核案中主筆的區官以及楊官,是否會在這幾年升職成為終院院長、常任法官或是高院院長。如果是的話,我們就可以判定香港司法體制被威權政府完整收編了。主權移交過後這20年來的自由主義司法,也只是強弩之末罷了。

從台港的簡單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到:殖民時期留下的體制在處理案件的能力與獨立性之殊異,以及威權政府在後殖民情境中為管控司法的不同路徑選擇,造成兩邊司法權退縮在速率上的差別。

再會吧,香港式的法治!

不過,即便退縮的速率不一,終點卻為類似,兩者都走向一個人權保障方面保守的法院。我們不能再期待香港法院會廣泛地肯認市民的集會遊行權與言論自由權等政治權利。畢竟,穩定的法治與司法獨立的前提,即是民主的行政機關,因為不論是在民主或是威權體制下,司法機關的人事任命權一大部分皆掌握在行政權手上。當行政權由一個政黨或是群體穩定把持,法院大多不敢挺身面對行政權;唯有在行政權有機會輪替的地方,法院才能無後顧之憂地介入,維護政治性權利,且推進民主的進程。

(黎班,法學院打工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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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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